「数学家、诗人、旅行家，这三重身份的交织，让蔡天新显得特别。倘若时间再退回若干年，也许还可以给他冠以“神童”的头衔：15岁考入山东大学，24岁获得理学博士学位，31岁成为教授……近年来，蔡天新旅行家的身份更为引人注目。从1993年第一次出国开始，15年间蔡天新在83个国家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并带回来大量诗歌……」

　　【人物档案】

　　蔡天新，1963年出生于浙江台州黄岩，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诗人、旅行家。著有游记《数字和玫瑰》、《南方的博尔赫斯》、《与伊丽莎白同行》等，主编有《现代汉诗100首》三卷。

　　杭州的夏天还没有过去。在离开市中心不远的西湖畔一家咖啡馆内，蔡天新慢饮着咖啡，向记者讲述刚刚结束的欧洲之旅。“除了爱尔兰是第一次去，其他国家都是去过一次或者多次了。”

　　蔡天新在这个夏天的欧洲之行，主要是去参加爱尔兰诗歌节和瑞士的LAVIGNY笔会（由德国勒迪-罗沃尔特基金会承办，每年邀请25位世界各国的作家到位于日内瓦湖的一座城堡做客，并举办朗诵会），他是LAVIGNY笔会邀请的第一位中国内地作家。从1993年开始，几乎每年夏天，蔡天新都因为这样的诗歌活动或者学术交流会等“名目”，开始自己的旅行。“一般都是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自费就近去一些国家。”

　　近年来，蔡天新走过的国家数量增长开始缓慢了，因为绝大多数国家，他都已经去过。当蔡天新踏上爱尔兰的土地时，他到过的国家数量增加到83个，这样的数字对蔡天新来说并不重要，按他自己的说法，旅行是负有某种使命的。这种使命，也让他在每次旅行之后，总会带回一些新的东西，而作为一个生长在东方的旅行家，蔡天新似乎更愿意去讲述自己在欧洲、非洲和美洲的一些见闻与感受。

　　15岁惊喜见到火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许多人从小时候就有的梦想。

　　1972年，9岁的蔡天新在老家浙江黄岩的一所乡村小学里，画了一张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路线图：华盛顿-北京-杭州-上海-华盛顿。当时的蔡天新也许没有想到，日后，他会以一个旅行家的身份为许多人所熟悉。而“行万里路”的梦想，他也没有刻意去完成，而是在多年以后，因为诗歌与学术活动的“顺便”，在“副业”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旅行梦。

　　“15岁去山东上大学，第一次见到火车。1991年第一次坐飞机。”蔡天新的旅行经历开始得似乎有点晚。1993年，他以交换学者的身份访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并被聘为该校的第一位亚裔客座教授。这是蔡天新第一次出国，那一年他已经是而立之年。

　　而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每年都要去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德国诗人托比亚斯·布加特用“令人眼花缭乱”来形容蔡天新此后几年里的旅行。在类比过蔡天新和阿根廷文学巨擘博尔赫斯的童年阅读经历之后，这位翻译过蔡天新诗歌的德国诗人推断说：“也正因为蔡天新没有像博尔赫斯那样从小博览群书，尤其是阅读原版的西方文学典籍的机会，使他日后产生了游历整个世界的愿望。”

　　旅游用眼旅行用心

　　“旅行和旅游不同，旅游大多只是为了悠闲地去看风景，而旅行者往往怀有某种使命感。”蔡天新说。所以尽管蔡天新的旅行“令人眼花缭乱”，却并非走马观花。

　　旅行家余纯顺曾以“徒步环行中国”的壮举为人们熟知，不过蔡天新的旅行却没有余纯顺这般沉重的英雄主义色彩，听他讲述那些旅行中的故事，仿佛在读一则则清新的游记，优雅又不失人文关怀。蔡天新说，自己走过很多国家，但是在国外的时间并不长。而在那样短暂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走过那么多国家，他的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匆忙，反而闲适自如。他带回的那些照片和文字，也从来不会简单复制旅游指南上的内容，而是有着特有的细节。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他并不是从那些国家打马而过，而是长期生活在那里。

　　使命感几乎是每个旅行家行走的精神支柱与核心，蔡天新更将这份使命落在诗歌上。“作家需要有丰富的经历，比如马克·吐温、赫尔曼·麦尔维尔，他们的水手经历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写作的素材。很多小说家都当过记者，如海明威、马尔克斯；而外交官出身的诗人数量也同样不少，如聂鲁达、帕斯、米沃什等等。”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似乎有诗人出任外交官的传统。而这其中的关系，或许正如蔡天新对旅行和写作二者关系形容的那样：秘密而友爱。

又做数学家，又做诗人，又做旅行家的，在中国只有一个，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蔡天新。

　　这位“从小喜欢画地图”，“在上大学的路上第一次见到火车”的人，1993年第一次出国，12年的时间里游历了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中国护照的限制，普通中国公民能旅行到那么多地方的确是惊人的数字。“就像有的人挣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旅行对我来说是一件拿手好戏。”这种天赋包括：语言能力——他能流畅地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两种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身体本钱——他旅行不需要倒时差，在最嘈杂不适的地方也能酣然入睡，对各种饮食来者不拒，包括经济舱的飞机餐；方向感——那张由无数详细的分区地图构成的世界全图清晰地印在脑海里，以供他随时找到最适当的方位和旅店；以及在各种文化和风俗环境中都呈开放的心态和宁静。

　　正如商人能敏锐地发现生意的机会，蔡天新也能及时发现旅行的机会。起初，作为大学教授，他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一些机会到世界各地旅行。接着他的诗歌出了名，受到过十多个国家的诗歌节和文学节邀请。这些国家在过去基本上都不是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即便是，也不受理个人旅游签证，但蔡天新畅通无阻。他的旅行大都是以学术交流或者诗歌笔会作为出发的理由，最后终结在某个邻近的小国或一座他所钟爱的岛屿。　　

　　蔡天新在旅行中最注重的是对人而不是风景的观察。如果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只有若干个小时，通常他不会去走马观花，而是在街边的咖啡馆坐下，静静地看路上的行人。风景很难更易，而人却不断变化，所以他在过去的4年里4次到达非洲，而即使他已经15次到过欧洲，但“每次去都像是第一次一样”。

　　蔡天新对人的关注使得他在旅途中的故事性大为增加。今年秋天，他在西班牙古镇托莱多的一家酒吧里，遇见一位退休的爱尔兰经济学家正在读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的小说，正巧他的数码相机里还存有自己与维达尔的合影，自然，他与这位经济学家立即成为有共同话题的好友。看蔡天新的旅行游记，里面有大量此类的巧遇，他承认自己运气比较好，容易遇到有意思的人，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他将人作为观察对象的必然结果。

　　他有很多旅行趣闻。有一次他在美国访问，只拿到加拿大一次入境的签证，却在三个相距一万多里的地方以三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入加拿大，其中一次就像小时候做过的脑筋急转弯题：有一座桥，全部走完要3分钟，而打瞌睡的哨兵每2分钟都会醒来逼你退回起点，问怎样才能走完那座桥到达彼岸？这段桥对于数学教授可谓小菜一碟。从美国上桥，朝着加拿大走上1分59秒，在哨兵醒来的那1秒里掉转方向，假装朝向美国走，哨兵自然会喝令蔡天新“回到”加拿大。

　　在南美，那里的乐趣更多：学跳各式各样的拉丁舞，学说打机关枪一样的西班牙语。去年万圣节看他在杭州的酒吧跳拉丁舞，浑身的关节都会动，就知道他在南美的时候有多疯。他对南美情有独钟，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南美与中国比较“平等”。他认为，中国人到欧洲北美，容易产生自卑，到印支半岛等地，又会变得自大。而在经济条件相当又热情好客的南美，作为旅行者是最自然的。

　　蔡天新以前的目标是此生走完100个国家，现在他想把这个目标提前到50岁完成。中国人出去旅行越来越容易，但剩下的20个国家天灾人祸不断，谁去都很难。华人世界里走过国家最多的当是港台的某些富豪子弟，像他这样靠住青年旅店和家庭旅馆的内地旅人，目前尚属罕见。蔡天新自认为从收入来说，他连中产的格都够不上，但他始终拥有一颗自由的心，这比什么都重要。他提醒我，明星和超女们的梦想也是周游世界。或许，他所做到的，正是众多中国人所梦想的。

　　请他描述一次未来最向往的行程，他回答：坐远洋邮轮，像当年的徐志摩、方鸿渐那样，穿马六甲海峡和红海，过印度洋和地中海。蔡天新坐过不少国际客轮，从美国到加拿大，从西班牙到北非，从芬兰到爱沙尼亚，从匈牙利到斯诺伐克再到奥地利。但几十天的海上旅程，在以飞机为主要长途旅行工具的今天，很多人似乎永远也做不到了。



2003年，数学家蔡天新在他40岁的时候，回顾了与前半生紧密相关的几个数字：15岁上大学，24岁获博士学位，31岁做教授，33岁成为东方之子。旅行了60多个国家，写作了250首异国情调的诗歌。

　　他无意识地多了两重身份，诗人、旅行家。一个人与一个专业的背离还是投合？

　　　年初，他结集出版了旅行随笔集《数字和玫瑰》，笔吻沉静，充满智性，在开篇《旅行者说》中，蔡天新提及一段他的少年往事：在浙江某个乡村小学的教室里，这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学生画下尼克松首次访华的路线图（可惜，这张珍贵的手绘地图在一次搬家过程中遗失了）；他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在上大学的路上第一次见到火车，此前到过的最大城市是温州。

　　“他的所有经历都似乎是有预谋的。”翻译过蔡天新诗歌的德国诗人托比亚斯·布加特在一篇批评文章中不无嫉妒地写道，“它们相互作用、串通一气：父亲的藏书架，童年开始绘制的地图册，《阿波利奈尔》杂志，数学访问和会议，当然还有诗歌和旅行。” 他甚至对“蔡天新”这个名字进行了汉语的追根溯源——出自杜甫《丽人行》中的诗句。

　　也许布加特是对的，一个名字不仅仅是个符号。

有关一个天才的传奇

　　8月13日，杭州。在接受采访的下午，咖啡馆翻来覆去地播放大街上唱滥了的流行乐，窗外烟雨凄迷，蔡天新提不起劲，究其原因他说是午间没有打盹。一到晚上，当热烈的拉丁音乐响彻防空洞一样的酒吧，他左顾右盼，几次欲撇下记者离席而舞。

　　对于音乐、舞蹈的领悟蔡天新无师自通。还有绘画。目前是他一对7岁的孪生女儿的绘画老师。

　　也许他本来就应与诗歌这样的艺术门类为伍。也许他本来就应将有限的精力集于一个方向，走得长长远远—可是，当初又为什么选择了数学？

　　这触及蔡天新的敏感区。他始终不愿深谈童年际遇。给他取名字的父亲毕业于北大历史系，酷爱文学，但命运不济，经历“反右”之后的这位中学校长更是变得非常务实（烹饪、放牧和木工样样精通）。父亲毫无商量地决定了蔡天新的数学之路。

　　“当我忆及遥远的往昔/怀着兴味，听从幻想的劝告/一双因患冻疮肿大的手/在白色的窗帘布后面出现/一位死去很久的亲人的脸”，蔡天新在写给父亲的悼亡诗中，复杂情绪显而易见。

　　因为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假设。

　　而他后来所目睹的母亲被打成“反革命”，年长10岁的哥哥插队东北……这些都没有发生在蔡天新身上，但却对他的肢体与大脑造成了奇特反应——是什么呢？蔡天新没说。我想，他所谓的梦想，地图，火车，飞行，无一不是孤独的少年企图通向外部世界的可能性。

　　从研究生时代开始写诗，蔡天新在走过60多个国家，接触过500多个不同种族的人后，亦自认为“拥有了必要的自信、宁静、气度”，甚至是，一个40岁男人的魅力。

多重身份的精神堡垒

　　多年以后，蔡天新对他父亲的选择怀抱感激，因为“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在他，已经将这句话领略到精神世界，重回到内部。他拒绝别人将他与漂泊者混为一谈，固守着家园--杭州。

　　“有很多次想逃离这座城市。因为浓重的市井味道。”（其实杭州不算是中国最市井的城市吧？）他所谓的逃离即是旅行，他不是游子，最长不超过一年便会心满意足地回来。

　　10年中只有两个夏天他没有出去，一个是1996年夏天他的孪生女儿出世，一个是今年夏天，他年满40。他对家庭、对孩子怀抱着一份细致的温和（她们跟着他去过十几个国家）。

　　“蔡天新虽然有很好的海外生存手段，却在每次漫游之后返回他的祖国，返回到他的母语世界中去，这种现象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又要提到布加特的评论。不得不说，蔡天新跟国内众多媒体所说寥寥却对国外友人叙述多多。在蔡天新的旅行中，这些朋友随时可能收到他从世界的某个角落寄出的信函，或者一件精美的礼物。

　　而他仍然眷恋故土。“不能享受平常生活的人是无法体会旅行与诗歌的激情的。”就像他对自己的数学家身份从一而终，用专业的术语表达了观点：空间虽然在不断地发生位移，到最后仍然会如齿轮线一样回到最原始的出发地。对他来说，首先是数学访问和会议带动了旅行，然后是旅行启发了写作的灵感，现在诗歌和文学活动又不断提供新的旅行。它们是良性循环的，难以割舍其一。

　　蔡天新极少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提及旅行或诗歌，学生们只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注重启发和引导的老师”，要求别人跟他自己一样不断有灵感外涌的老师，而且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老师。数以百计的学生买了老师的书后惊叹不已，开始称他为“蔡蔡”、“小蔡”、“数学界的才子”。毕竟，他给枯燥的数学系带来了勃勃生气。他也适时地将旅行中带回的登机牌、车票、面值较小的硬币作为礼物赠与学生或听众（地图舍不得）。

“要求”所遭遇的麻烦

　　蔡天新是个有要求的人，但不苛求。因为随着年轮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他也渐渐变得温和与宽厚。

　　他对一切东西都要求漂亮有型—树木、房屋、飞鸟、河流。而我在酒吧亲眼所见，蔡天新和他的朋友约请的两位女孩都是标致的美女。在《数字和玫瑰》一诗中，我注意到他写玫瑰时用了“那些绯红、橙黄或洁白的花朵”。第一眼见蔡天新时，他穿黄绿格子衬衣踩着被雨浸染过的白色斑马线挥手而来，举一把旧的紫红色折叠伞。他的衣物可以不论品牌却一定要有颜色、形状。

　　他要求健康。他的身体和胃口确保了他的旅途顺畅。有人说，他的少年白发因为写诗变黑了—其实是旅行变黑的。他喜欢一切对抗性比赛，一直是院系教工运动队的主力。

　　他还要求速度。在他的前半生，他以一种不可预料的速度在完成一个人可能需要一辈子才能完成的事。“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蔡天新也会说。在他听到一切热烈的音乐时，忍不住感慨：“这时候我感到生命停止了衰退。”

　　谁能抵抗生命的衰退呢？

　　蔡天新无论是在采访过程还是吃饭泡吧，手机永远是他最亲密的同伴，他总会偷空看一眼显示屏上的时间。

　　他不戴表，除了眼镜再无多余的物件。就连皮鞋皮带也都是在国外买的极轻便的那种。他不喜欢重量。或者说不喜欢负担。在城市他以出租车代步（尽管他在美国练就了一流的车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是依靠飞机。在这个年纪，时间显得紧迫。只有减轻重量，加速行驶。

　　蔡天新一惯地从容，和缓，只有在谈到速度的问题上他显得忧心忡忡。“如果给我一个机会重新选择，可能我读完硕士（21岁）的时候出国就完全不一样了。”此后他经常提“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他要求的速度遇到不可抗拒的麻烦了。

　　“40岁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我迷恋旅行，在此之后，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写作上。”

　　他依然为明年的夏天预定了目标：地中海东岸。是故意埋下了伏笔——这通常成为能实现的预言。他说。


单身生活适合写诗

　　旅行与写作“秘密而友爱”的关系，也让蔡天新的大部分诗歌都诞生在旅行的途中。他说：“家庭生活适合写散文，而单身生活更适合写诗。”很显然，在路上的时候，他是“单身”的。

　　“写诗和读诗都需要宁静。”蔡天新向记者描述了一次在前南斯拉夫某乡村参加诗歌朗诵会的情形，“去了很多人，那些诗，他们不一定都能听懂。但是他们的态度跟去教堂一样，都在安静地聆听。”

　　尽管在路上的时间不长，他的诗歌却非常高产。“有次在欧洲，一个月曾写了99首诗。”往往旅途中眼前某景，就会触动了过去在心里种下的灵感。

　　这种眼前景与心中情的联合作用，让蔡天新的很多诗都在旅途与他生活的城市之间互文。1993年，初次出国的蔡天新在美国加州写道：“斑鸠的飞翔划破了天空的宁静，远处已是一片泛紫色的群山。”那景致却完全与西湖之景构成了某种相似。评论家杨小滨说：“不管蔡天新怎样云游，杭州仍然是潜在的背景。”

　　北京印象忙似赶场

　　蔡天新的旅行笔记，似乎更多关注一些国家与城市，尤其是美洲和欧洲。而他在旅行中更为关注的，并不是某地的著名风景，而是那些普通的人。

　　如果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有限，他一般不会选择去匆忙看一处名胜景观，而是宁愿找一家咖啡馆坐下，静静地看那些周围的人们。固定的风景以及它们既有的文化历史背景，往往是一成不变的，人却在日日更新。也正是因为这个习惯，让他哪怕是去一个熟悉的地方，也会有新的发现与收获。“每一次旅行都像一次新生，而写作则是故地重游。”

　　走的地方多了，看到的东西多了，蔡天新也有了自己的心得。他认为，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会成长在一些县城，而并不是省会城市或者首都。“一般来说，县城里长大的孩子比起省城或首都长大的孩子更有抱负；再往下，比如在乡村出生的人需要接纳或更新的观念太多了。”不过这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蔡天新说：“杭州的生活太悠闲了。最喜欢的国内城市是西安。”蔡天新对北京的印象似乎一般。“每次去，社交应酬活动太多了，几乎天天在‘赶场子’。所以一般不会多待，办完事情就走。相比较之下，杭州要安静一些。”



记者手记

　　为生命绘制一张地图

　　很难想象，蔡天新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走过那么多地方，而且保持了一种优雅闲适的姿势。

　　曾有人撰文称蔡天新“天分奇高，触类旁通”，这一点似乎可以用来作为解释。他说旅行最重要的三个必备条件是好身体、好胃口和一张各地通用的信用卡。至于穿梭于各国之间的签证等繁琐的手续，对蔡天新来说却从来不是问题。唯一一次签证不成功是在进行“49天环游世界”时，本来要取道塔希提岛，后来因为时间问题，没有成行。

　　“蔡天新式”旅行没有余纯顺式的悲壮，也不似一般游客的走马观花，更没有像费尔南多·佩索阿那样只是端坐在书房里进行“头脑里的旅行”。尽管他为自己的旅行赋予了使命，但是这种使命也并不清晰。蔡天新的旅行，独特是因为他观察世界的视角。即使是在同样的地方，他也可以经常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与人文。

　　从10岁开始，蔡天新每次出门都会自己绘制一张地图，然后在地图上标上自己去过的地方和时间。如今这些地图已经积满了厚厚的4本，而10岁以前的，他也通过询问自己的母亲补上了。这些地图记录下的，是生命的绚丽轨迹。

　　诗两首·蔡天新

　　■数字和玫瑰

　　毕达哥拉斯在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上

　　弹弦乐曲，一边苦苦地构想着

　　那座水晶般透明的有理数迷宫

　　他的故乡在爱琴海的萨摩斯岛

　　从小就没有想要做水手，也没有被

　　萨洛尼卡城里的漂亮姑娘诱惑

　　数字成为他心中最珍重的玫瑰

　　那些绯红、橙黄或者洁白的花朵巧妙地装饰着无与伦比的头脑

　　敦促其写下著名的断言：万物皆数

　　佛罗伦萨的莱昂拉多曾设法凑近把妩媚的小美人吉勒芙拉撂在一旁

　　终于因为体格的缘故半途而废

　　■漫游

　　我在五色的人海里漫游潮湿茂密森林中的一片草叶

　　一切都是水，一切都是水时间自身的船体掉过头来

　　顺着它蜿蜒的航线而下一座白柱子的宅第耸立在河岸斑鸠的飞翔划破了天空的宁静

　　远处已是一片泛紫色的群山


本月初，我应邀在香港科技大学访问，顺便参加一年一度的香港文学节。正巧，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第5届中国酒店金枕头奖组委会邀我做了非专业组（文艺组）的评委，在组委会的安排下，便以神秘人的身份在一个周末入住香港顶级五星酒店——香港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的一间豪华海景房，享受了两天的富人生活。虽然不是套间，但一天的房价6000港币，加税780港币，再加早餐+ COCKTAIL +24小时上网，及其他费用（美容中心的I-SPA价格均在1000港币以上，但我没去享受），足可以让人到欧洲飞个来回，也超过了内地一个普通教授的月薪。在我看来，这算是对我从前为该报系所属《书城》杂志卖力写作游记专栏等的一个回报吧。


在香港导游图上，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繁华地段共标出99家豪华酒店，其中以尖沙嘴一带最为集中，有31家，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按离开海边的距离近远为序，排第一位的就是洲际酒店，她紧挨着星光大道，后面依次有万丽、马可波罗、半岛、喜来登等。虽然2002年我参加苏黎世诗歌节期间，也曾入住喜来登酒店，但窗外风景和洲际完全不一样，中国人讲究的是豪华、舒适和享乐，瑞士人追求的是安宁，那里窗外鸟语花香，甚至有野生动物的影子掠过。那两个晚上我正好在中环的乔伊斯酒吧和FRINGE剧场朗诵诗歌，从洲际酒店边上的天星码头坐轮渡只要2.2或1.7港币就可以到达，比从科大出发既经济又快捷。

除了夜晚朗诵以外，白天我基本上在房间里看书，有一本中文小《灵山》引人入胜，其构思之巧，眼界之高，我想是任何其他中文小说难以企及的。此外，写了一首小诗，还得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数学结果，把古代的毕达哥拉斯三数组通过椭圆与梅森素数相联系。所谓梅森素数是这样的素数p ，2^p-1也是素数.例如 p=2，3，5, 7，……自公元前三个世纪的古希腊人欧几里得就知道前几个梅森素数，到目前借用大型计算机才一共找到44个。不论科学技术如何进展，我预料到21世纪末，能够找到的梅森素数不会超过60个。

我入住的第二天上午，一位工作人员领我参观了酒店的设施，包括各种套间和客房，700平方米大的总统套房则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得以见识。以下是酒店最贵的三间套房列出如下，

花园套房 27300 港币 CEO套房 45000港币 总统套房 78000港币

(相比之下，历史最悠久的半岛酒店的三个最顶级套房价格分别是 花园套房 42200港币 马可波罗套房 48000港币 总统套房 68000港币）

酒店里共六家餐厅，还有一个可以用容纳千人同时用餐的宴会厅（最低婚宴消费36万港币）。不过，我只享用过免费的早餐，其价格如下

美式早餐 240 港币 大陆早餐 200 港币 日式早餐 240港币

中式早餐 240港币 自助早餐 250港币

其中，美式与大陆（应是欧洲大陆）早餐相比，只是多出两只煎蛋或抄蛋，而日式和中式竟然无一个相似的菜。我要的是自助早餐，这样自由、方便一些。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房价还是早餐，均需要另加13%的服务费和政府税。当然，我也没忘邀请朋友来分享，其中就有诗人、翻译家兼批评家黄灿然。我们谈到了《灵山》这本书及其作者，竟然有着完全相似的判断和看法。

第三天是星期天，在午时到来之前，我拎着提包和手提电脑，还有旅店赠送的礼物——一盒精致的茉莉花茶，没有特别留恋地离开了这家我居住过的景色最美的酒店，重又返回到安静质朴的校园生活中去。

元宵节过后的一天，突然接到乌克兰故友斯蒂夫的来信，并寄来七年前他访问杭州拍摄的一组照片，颇为感慨。还有一幅近照，原来乌克兰人也喜欢踩高跷。斯蒂夫是一位大学教授，期望着能再次来到中国，还想寻找当年在杭州酒吧里遇见的那个中国女孩，虽然他自己的女儿也已到了出嫁的年龄。


其实，我本人也对乌克兰也心向往之，她是我尚未游历过的三个欧洲国家中最庞大的一个，离开中国的距离也最近，却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倒是来了机会，斯蒂夫教授邀请我夏天去他的祖国访问，但是不出路费和住宿费，我说能不能住在你家里呀，没想到他回信说他一家子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屋子里。谁相信呀，他好歹也算是大牌教授了。又没想到，他随即发给我他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电子邮箱，叫我发信找他验证。

值得一提的是，斯蒂夫在杭州期间，曾在周末去我朋友开的一家酒吧唱歌，他自弹自唱，每晚获得一百元人民币酬劳，还供应免费的啤酒。


附录：从网上搜得这样一条新闻：6个乌克兰人某日以接力的方式用8小时零5分钟踩高跷走完了72公里路程，创造了一项以最快速度走完72公里的高跷世界纪录。据基辅媒体报道，举办这次踩高跷马拉松是为了庆祝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小城叶夫帕托利亚建城2500周年，参与这次活动的是该市高跷剧院的6名演员。起点是叶夫帕托利亚，终点是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首府辛菲罗波尔。上午8点，第一个人出发，每过十余公里后换上一个人。在最后几公里，6个人一起全部上场，手拉手走过终点。


 

就在南方的两次强降雪的间歇，我接受四川绵竹市政府的邀请，前往四川参加一年一度的绵竹年画节。说起绵竹年画，各位可能有所不知，它和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年画和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为中国四大年画。同时，绵竹也是名酒剑南春的产地。而组委会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他们想发展乡村旅游，而我在欧洲的村庄居住过，同时得到主要策划人、昔日湖南卫视“超女”总评委黑楠先生的引荐。

我预订的飞机是1月29日上午11点40分从杭州萧山机场起飞，但由于降雪的原因，那天直到午时杭州机场仍然全封闭。后来虽然开放，却排队顺延，等待机场唯一一架除冰机的到来。幸好我预计有人退票，临时改乘早上8点30分的另一架国航班机。终于在下午3点50分，飞机得以升空。起初还算顺利，不料途经此次暴雪的重灾区——安徽和湖南上空时，却遭遇到强烈气流。


而我因为是替补登机，坐在机尾最后一排，摇摆的感觉尤其强烈。虽然我以往乘坐过数以百计次飞机，且多数是跨越国境线的长途飞行，仍然想到了死亡，因为空中飞行不同于陆地旅行。尤其这次是我自己主动要求更换航班，假如真的出事，那也是命中注定。很快，我联想到从前遇到过的更险恶的飞行，心理得到了些许安慰。大约15分钟以后，飞机又变得平稳如常了。

当时我想到的那次险恶飞行是新千年，我在南美洲搭乘智利航空公司（Lan Chile）的客机，从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起飞往圣地亚哥。

那会儿飞机已飞过了著名的印加古城——马丘比丘遗址。我想到了智利诗人帕勃罗·聂鲁达，他以《诗歌总集》赢得广泛持久的声誉，包括一尊诺贝尔奖杯，这部政治诗史以第二章《马丘比丘之颠》写得最为出色。

正当我沉湎于从远古到现代的怀想，空中小姐开始供应晚餐了。南美人的饮食习惯和欧洲人并无多少差异，只是时间上推迟一点而已，九点钟吃晚饭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另外，对威士忌和白兰地的嗜好也被朗姆酒所替代。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但是，在飞机穿越南纬十三度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急速下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没有防备地下坠了数百米。正在给我前座加饮料的空姐摔倒在甬道上，机舱里一片惊慌失措，用一句古话说，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在那一瞬间头脑里一片真空。幸运的是，不一会飞机又恢复了平衡，机长解释说，刚才遇到了强大的气流。可是，当我推开窗板，外面依然是繁星满天。

那时我正计划用49天的时间环游地球的旅行，那以后的六、七次旅行里，心理都存在着严重障碍。可以说，以往对旅行的渴望变成了一种精神负担。直到我来到澳洲的第一大城市悉尼，有一天下午，我在新英格兰大学作为学术报告以后，打算和我的一位大学同学驱车去首都堪培拉一游。


没想到等到我们吃过午饭，向南驱车行驶到植物园湾，却遇上了长长的堵车。不得已我们只好取消了堪培拉之行，改在Cronulla的海滨公园里玩耍，除了观看业余水准的英式橄榄球比赛以外，还有意无意地注意海湾对面的悉尼国际机场。通过大约一个小时的近距离的反复观察，我发现，飞机的起飞和降落就像成年人上下自行车一样平稳安全，即便你希望飞机发生一点意外都不可能。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起飞和降落是最危险的时刻。

那以后，我的恐惧心理终于消失了，开始重新享受到旅行的乐趣。我把这个转变过程写在这里，希望对乘飞机有害怕心理的朋友有帮助。

日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回答《南方都市报》记者提问时，引用了另一位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汤敏的话形容学费问题，认为是“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参见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09/040014698235.shtml


回想2000年，我在南美洲讲学一年，那里人们的收入和今天的中国相差不是太大，也都属于第三世界。他们采取的方法（至少大学这样）是：学生交纳的学费与父母亲的收入总和成比例，或许值得借鉴。现从本人的南美回忆录《南方的博尔赫斯》（花城出版社，2007年1月版）里摘出一段，以供参阅:

桑坦德尔的故乡(节选自第2章第2节《马格达莱纳河》)

在西班牙语里有个成语， llorar como una Magdalena（像马格达莱纳一样哭泣），意思是痛哭流涕。作为注入加勒比海最大的河流，马格达莱纳全长1500多公里，其中有十分之九可以通航，它自南向北经过11个省，沿途汇集了500多条河流。当哥伦比亚的河流像一支整齐的船队，被浩浩荡荡的亚马逊河诱往东方，惟有马格达莱纳河和考卡河例外，它在哥伦比亚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运输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重要性大概仅次于安第斯山脉。

我随研究生米格尔来到他的故乡，他的父亲是一家运输公司的经理，家境比较富裕，因此虽然他是五个孩子中的一个，仍被送到省城的最高学府深造。有意思的是，按照哥伦比亚教育部的规定，大学生交纳的学费与父母的工资总和成比例，而与家庭人口或平均收入无关。（后来我了解到，在其他南美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它们并没有因此变富裕而进入第二世界。）

当晚我就住在米格尔家中，他的母亲是位家庭妇女，一个妹妹在对岸的桑德尔省的布卡拉曼加大学读书，其余三个还在上中学或小学。这是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一支陌生的河流在离开我身体一百米远的地方流淌。我想起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联合拍摄的一部电影，讲一个农庄主如何周旋于他患病的太太和年轻的女仆之间，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马格达莱纳河边，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条河流。

我是在安大放影厅里看到这部电影的，片名我始终不知道，但是有两个场景印象极其深刻。一是女仆在阳光下晾衣服时被主人从后面拦腰抱住，周围是雪白的一片布；二是太太在一个夏夜从门缝里看见了丈夫和女仆在床上做爱，却不声不响地走开了。次日一早，米格尔先领我游览了贝里奥港的市容和码头，我对郊区的大理石开采场记忆犹新。稍后，我们就沿公路桥跨过了马格达莱纳河，来到了桑坦德尔省。

河对岸也是一座城市，叫奥拉亚港，规模却小得多，原因是桑坦德尔省在马格达莱纳河下游已有一个较大的港口叫维尔切斯。桑坦德尔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全名叫弗兰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尔，此人和南美洲的华盛顿——西蒙·玻利瓦尔同为哥伦比亚的国父。（几个月以后我来到哈瓦那郊外一座叫弗兰西斯科·德·保拉的小镇，那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晚年的隐居地。）

比玻利瓦尔小九岁的桑坦德尔也是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在1819年玻利瓦尔率领精锐部队攻占波哥大的那次战斗中他立下了头功。玻利瓦尔出任大哥伦比亚总统以后，桑坦德尔担任了副总统一职，他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以坚持民主共和原则及办事效率高著称。可是，与玻利瓦尔一心想统一南美的雄心不同，桑坦德尔只想拥有自己的故土，他甚至不愿意把委内瑞拉纳入大哥伦比亚的版图。

就在两位政治家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玻利瓦尔遭刺客袭击翻窗逃走，桑坦德尔被认为与这项阴谋有关而被判处死刑，后因找不到证据改判流放（如今人们认为他当时试图劝阻阴谋分子）。随着大哥伦比亚的瓦解和玻利瓦尔的去世，新宪法颁布，他奉召回国，出任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前身）总统，他领导的政府以节俭、稳固和有序闻名，而在任满卸任以后，他还担任过一届参议员。

可是，除了桑坦德尔的头像表明他是个忧郁高贵留着小胡子的绅士以外，我对他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始终是1830年的那个夏天，退位后的玻利瓦尔顺着马格达莱纳河长途跋涉走向死亡的情景，那一幕被一个从西班牙移民来的十岁男孩看到并铭记在心。这个男孩长大成人步入晚年以后，又说给了自己的一个孙女听，那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爱讲故事的加布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

去年年底，尼泊尔政府领导人与尼前反政府武装达成了23点协议，同意废除已经存在了240年的君主政体，将尼泊尔转变为联邦民主共和国。

在此以前，有关尼泊尔王室的存废一直是各党派争论的焦点。尼共（毛主义）竭力主张完全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以大会党为代表的一派希望有限制地保留君主制，实行多党议会制；还有一些政党是中间派。事实上，早在去年夏天，国王贾南德拉一家知趣地便搬出皇宫，住进了山林里，国家元首由首相代理。

读到这条消息，不由让我回想起十多年前，我游览印度之后，曾在加德满都少住三天，就在皇宫附近，还写有一篇旅行记。正好贴完GOGO小姐的火葬照片以后，还有一组尼泊尔孩童的照片，故而连文带图一并放置在此，供各位赏阅。

三十二、加德满都山谷

尼泊尔是一个高山之国，全世界十三座八千米以上的山峰，有九座或者位于境内的博卡拉附近，或者位于它与中国、锡金的交界处（另外四座分别是在中国、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境内或两国的边界上）。不过，锡金在1975年就已被印度吞并，尽管中国政府至今未予承认，它在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上早已被涂成与印度一个颜色。这样一来，印度人也与高山为邻了，同时成全了尼泊尔这个名字。本来，在尼泊尔语里，尼的意思是中间，泊尔的意思是国家，合在一起就有两个国家中间之意。加德满都处在这个形如桑蚕的国家的中心，它与邻近的两座小城市帕坦和巴德冈连成一片，四周被五座二千多米高的山峰围绕着，形成一个凹凸不平的山谷，其海拔在一千米和二千米之间不等。降落以后我才发觉，加德满都时间和新德里时间仅仅相差半个小时。

在机场海关办妥临时签证以后，我和飞机上认识的两位以色列青年结成旅伴，搭乘一辆出租车来到皇宫附近的一家旅店，司机事先声明车费由店主支付。这家旅店以世界第十高峰安纳普尔纳命名，安纳普尔纳也是印度教主神湿婆的诸妻之一，以美丽和凶残著称。我在这么多地方都遇到湿婆，现在该谈谈这位主神了。传说湿婆身上集中了水火不相容的个性，既是毁灭者又是起死回生者，既是大苦行者，又是色欲的象征，既有牧养众生的慈心，又有复仇的凶念。1928年，美国大舞蹈家铁塔·肖恩曾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剧名就叫《湿婆的舞蹈》。起初，我们三人合租了一套房间，后来我发现两个同伴又懒散又饶舌，他们躺在床上喋喋不休地用希伯来语说个没完，根本不像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只好找个借口搬到了隔壁。我对以色列人本来没有成见，有段时间甚至与一个会说意第绪语的美国犹太人过从甚密，现在我却有点理解了，为何性格耿直的阿拉伯人不那么喜欢富裕的邻国。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个方圆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山谷，汇聚了各式各样的外来宗教，有七处建筑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以三座城市分别命名的“皇宫广场”，此外还有印度教寺庙（temple）和佛教宝塔（stupa）。翌日上午，我参观了位于市中心的加德满都皇宫广场，这里是一片宫殿、寺庙、宝塔和庭院的海洋，最具特色的是那些多级的宝塔，从顶层到中间呈现伞状，广场始建于十二世纪，是古代尼泊尔国王的居所。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相比，这儿显得散漫、随意，甚至连围墙都拆掉了，虽然我到过许多欧洲名城，却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多的鸽子聚集在一起。

走出广场，我向西穿过几条狭小的街道，来到郊外的佛教胜地斯瓦扬布寺，它坐落在一座百米高的佛顶山上，以供奉最古老的一尊阿弥驼佛像著称于世。这是一个美好宁静的下午，我在这个小小的制高点上，透过一片薄薄的淡雾，长时间地俯视着天庭下的加德满都，恍如一只远道而来的飞雁。自从佛教被驱逐出印度之后，尼泊尔成了释伽牟尼信徒们的庇护所，可是印度教随后也跟踪而来，它在这里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印度。第三天正好是印度独立五十周年，大清早我就被霹里啪啦的鞭炮声惊醒，一大队印度教信徒在孩子们的簇拥下走过窗前。做为夹在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小国，尼泊尔人在表面上与世无争，正是因为这一点，宗教才得以生存、蔓延。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习俗是，尼泊尔人谈话时点头表示反对，摇头则表示赞成。或许是喜马拉雅山实在太高了，尼泊尔和印度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两国边界相互开放。可是，根据我的了解，尼泊尔人普遍对他们的邻居怀有戒心，这一点印度人心知肚明。几年以后发生在尼泊尔皇宫里的那场凶杀案也表明，这个民族不像它的邻居锡金人那样容易被人摆布。

三十三、 尼泊尔皇家大道

依照海关官员的吩咐，我到加德满都的第二天下午，去移民局取回护照，十四美元外加两个小时的等候。移民局的办事效率和工作态度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尼泊尔也不例外，每个办公室里都坐满了手捧茶杯的官僚，虽然后来我在金边看到了更为简洁的方式，他们没有为难我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在这里我遇到一个倒霉的美国人，他是来尼泊尔登山的，不幸遗失了护照和有关的证件，花了近千美元和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补回来。尼泊尔的电话费真是贵极了，打到中国每分钟十五美元。移民局的近邻是皇宫，它的大门似乎永远关闭着，里面的主人曾经数度访问中国，他的肖像印在尼泊尔卢比的中央，没有迹象表明他会遭遇到不测。

正对着皇宫大门的那条街叫皇家大道，它是加德满都惟一主要的街道，两侧坐落着一些商店、公司和宾馆。街角有一家叫 Yeti 的旅行社，我认识了经理班达里先生和他的长女普拉，并了解到去西藏的路线。班达里先生的老家在博卡拉的郊区，以旅游业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他至今仍担任着村长的职务，因而经常要骑着铃木摩托来回奔走，一会儿他接到一个电话，便拿起钢盔告辞了。普拉今年刚中学毕业，父亲不准备供她上大学了，他的旅行社需要帮手。谈起父亲，女儿又喜欢又怨恨，起初我以为是为上大学的事，后来才知道班达里先生在生活上也身兼双职。普拉的母亲比丈夫年长两岁，育有一子三女，容颜早衰。几年前，班达里先生娶了一位年轻的太太，并在南郊另买了房子，二太太有一个两岁的孩子。

当班达里先生旋风似地返回，日头已微微偏西，父女俩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出于好奇我欣然接受。普拉先乘公共汽车回家，我随后搭乘她父亲的摩托赶到。普拉的母亲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不会说英语，她和我打了个招呼就进了厨房。普拉的弟妹们个个长得眉清目秀的，而且很懂礼貌，招人喜欢，我们在三姐妹的卧室里谈天说地，显然我是他们家第一个外国客人。吃饭时大家盘腿席地而坐，应我的邀请诸位女士才参加进来，这是一次愉快的值得回忆的访问，主人还说将来要送一个孩子来中国念书，我祝福他财运亨通。班达里先生把我送回皇家大道以后直接去了南郊，我很想看看他另外一个家，可是已答应普拉，不让她父亲知道她告诉我这个秘密。

加德满都的夜生活比较单调，主要的娱乐活动集中在四个高档宾馆里，我先在一家音响制品店里，意外地发现披头士乐队尼泊尔语版本的CD，听起来感觉不错。披头士乐队在六十年代初期曾访问印度，对其邻国的影响力至今不减。接着我去了著名的“安娜”卡西诺，美元和印度卢比均可兑换筹码，除了投币机和轮盘（抽取彩头仅1%，低于我们时下流行的足球彩票和福利彩票）以外，还有一种源于意大利的纸牌巴卡拉（Baccarat ），玩这种游戏的人必须熟悉数论里的同余计算，在欧洲以外的赌场比较少见。虽然这个规则对我来说相对容易，我还是坐到了黑色杰克（Black Jack）的牌桌前，两个小时的战斗略有收获，正好付清了尼泊尔三天的费用。

（节选自《数字和玫瑰》，蔡天新著，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原定于1月5日出发、全程9000多公里、历时半个月的2008年达喀尔拉力赛因为毛里塔尼亚境内的恐怖活动临时宣布取消，本人深感遗憾，这项赛事起始于1979年（汽车组1980年）。早先开始于巴黎。今年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缩短了行程，但保留了“沙漠之旅”的特色（我一直以为，它比环法自行车赛精彩刺激）。可以想象，数百名车手及其难以计数的服务人员、记者、游客和赞助商会大失所望，其中包括四位中国赛车手徐浪、华庆先、周勇、刘斌，他们的一年准备就这样白费了。

在过去的五年里，本人正好到达过这条线上的若干地点，遂把拍摄的一些风景和人物贴在这里，也为纪念这项夭折的赛事。

出发地：里斯本的大广场。蔡天新摄，下同。

第一站（天）终点：葡萄牙南方的法鲁，波尔蒂芒是一个渔港。

第二站终点、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故乡马拉加，这是毕加索出生的屋子。

之后，将有船把汽车和摩托车运过地中海。


接下来的五站都是在摩洛哥境内，这是卡萨布兰卡的国王哈桑二世清真寺


随后六站是在毛里塔尼亚。这个国家的面积和人口都只有西藏的90%，最高的海拔也才900多米，可见以沙漠居多。这是我在旅途中遇到的毛里塔尼亚男子，他住在首都努瓦克肖特（拉力赛的一站），是闻名已久的摩尔人。

最后一站是塞内加尔，终点是它的首都达喀尔。这是塞内加尔最负盛名的诗人阿马尔多·拉密尼·萨尔，法兰西学院诗歌大奖获得者，他也是两年一度的达喀尔诗歌节主席。

1997年夏天，我初次游历印度时，曾在圣地瓦腊纳西的恒河边亲眼目睹印度人火葬的全景，并在拙作《数字和玫瑰》中作了描述。遗憾的是，印度人不让拍照。最近，我的朋友、瑜珈老师Gogo小姐独自一人前往尼泊尔和西藏游历了两个月，亲自拍下尼泊尔河边（据她说此河是恒河上游）的一个火葬场面。尼泊尔也是印度教国家，因此他们的宗教礼节大体相似。 现经得Gogo小姐的同意，把照片连同我的旧作贴在这里，供博友欣赏。

众亲友抬来死者


把脚放在圣水里清洗

最后的告别

点火前的准备工作

点火

恒河边的火葬

永恒之河。蔡天新摄于印度瓦腊纳西

我住进阿拉那达旅店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位意大利青年，他的名字叫马基雅弗利，听起来非常耳熟，一问果然是那位大哲学家的后裔。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君王的座上客和西方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马基雅弗利的传世之作《君主论》被十七世纪英国的关键性人物克伦威尔奉为政治智慧的精华，他最著名的一句格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我眼前的这位马基雅弗利却显得温文尔雅，他现在就读于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博洛尼亚大学，专攻东方哲学。马基雅弗利利用暑假来印度旅行，并在瓦腊纳西的一所学院学习梵文和瑜珈，为了节约费用，他租了一间看不见风景的房间。更令我惊讶的是，马基雅弗利会说简单的中文，原来他到过中国，他的一件T恤杉上就写着“我登上了长城”。

一个阴雨绵绵的中午，我和马基雅弗利结伴去看河边的火葬。瓦腊纳西有两座 ghat 是专门用来火葬的，我们去的那座叫玛卡尼卡，走在弯曲狭窄的石板路上，不时被迎面过来的水牛拦住去路，牛在印度神圣不可冒犯，如果不小心，有可能被它顶着屁股。有时候，牛坐在大街中央打盹，汽车只好绕道而行。有一年新德里的国庆节游行，牛甚至被用来拉米格战斗机。不一会，路旁出现了成堆的柴垛，不用说火葬场就在附近了，一阵浓烟夹杂着恶臭的气味飘过，眼前随之出现了半个足球场大的空地，有十几堆柴火正燃烧着，四周一片黑压压的人群，间或露出几副竹子担架，上面躺着裹着白布的尸体。

据马基雅弗利介绍，担架上有些人尚未咽气，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赶来，是为了到圣城作最后的旅行。火葬场的另一头便是恒河，水流在那里拐了个弯，显得相对宁静、安详。我忽然发现附近有一座三层民宅，一个机敏的男孩把我们领到屋顶上，我终于见到了那动人的一幕，有几堆柴火烧得只剩下骨头了。虽然我听说拍照是件绝对危险的事，还是把相机藏在雨伞里面，镜头向上偷偷摁下了快门，在那一瞬间撑着花伞的马基雅弗利露出惊恐之色，而那个印度男孩则一副木然的表情，我们塞给男孩几块卢比，迅速撤离了现场。

回到旅店以后，再看那些络绎不绝来到河边沐浴的人群，我的心情相对平静了许多，似乎不觉得河水有多脏了。黄昏时分，我搭乘从上游漂来的一只舢板顺流而下，由于河床的升高，这个城市有几座神庙处于河水的围困之中，形成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令我想起古罗马讽刺诗人玉外纳的诗句：恒河之水天上来。翌日凌晨，我尚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了一阵祈祷的歌声，旋律忧伤动人，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被歌声打动得流下了热泪，使以往聆听过的那些基督教唱诗班黯然失色。起床以后，店主告诉我说，这是一伙从泰米尔纳德邦来的印度教信徒沐浴时所唱的歌，我的思绪又一次飞向了南方，是否需要另一次印度之旅，以弥补此行留下的种种遗憾？

（选自《数字和玫瑰》，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1993年秋天，我第一次出国，到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大学，我访问的数学系有一位BURKE教授，和我同一个专业，不妨音译为“博客”。博客教授那会年纪已有65岁，处于半退休状态（也就是一学期上课，一学期休假）。博客太太叫芭芭拉，比先生年轻9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一位钢琴家。


在我访问期间，他们夫妇多次邀请我到他位于山中的家做客，我学会了下美国象棋，博客夫妇并曾带我去著名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游玩。四年以后，我再度访美，虽然是在东海岸的乔治亚大学，也曾携家人去加利福尼亚山中拜访他们，还有一次，我们驱车万里到他们位于缅因州北部湖滨的夏日别墅小住。而在1995年和1999年，博客夫妇两次访华，每次都在杭州我家中小住，我们还一块去了黄山。博客在路上拣了一个雅号：肯德基先生。


庆幸的是，芭芭拉喜欢写信，我也不算懒惰。14年来，我们一直保持通信，开始是用手写，后来打字，再后来有了电子邮件，方便了许多。当然，总是她写得详细（比如她的演出，比如伊拉克战争和环保问题，比如博客的淋巴癌治疗，比如儿子布莱特的几次恋爱和婚姻、孙子的夭折），而我总是简要回复。估算下来，我们每个人写给对方的信都快一百封了，虽然我保留下一部分，遗憾仍有不少遗失了。


最近两年，由于博客先生年事已高，身体多病，芭芭拉写信少了。有时半年多甚或将近一年都是空白，我越来越担心博客的身体。去年我搬迁新家，空间大了一倍，邀请博客夫妇再度访华。可是芭芭拉却回信，鉴于博客的身体状态和体力，他们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起长途旅行了。


今年眼看到了年底，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芭芭拉的来信。突然，12月20日，我收到她的短函，问我这个信箱是否仍有效。我连忙回答是，一个小时后，她给我寄来一封长信，我赶忙往下面看（因为担心博客教授出事）。还好，他还健在，只不过又经历了一场大病。她谈到了她和博客一年来的生活。


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芭芭拉写到，“今年6月，我度过了70岁生日。”我忽然想起，我认识她时，她仍是56岁的壮年，怎么一下子就进入了晚年。如今，我正在并将继续目睹一个美国女人逐渐老去，直至被上帝召唤。我立刻作出一个决定，虽然她是一个普通人，虽然我没有保存信笺的习惯，但从今往后，我将完好保存她的每一封来信。


最后，祝各位博友圣诞快乐！



博主最近在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惊叹于其校园的美丽，尤其以众多风格迥异的桥梁引人瞩目。当然，这些桥梁都是旱桥，其主要功能是连接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运动场、超市。


科大坐落在九龙半岛东侧的清水湾畔的山坡上，建筑格局很是合理，教授们的住宅位于南侧的山颠，学生宿舍和运动设施接近水面，占中心位置的是教学主楼、管理楼、专家楼。


这些高低起伏的楼群（大多是10-15层）既通过一系列盘山公路连接而成，又有电梯、旱桥和长廊相连，从水边的沙滩、田径场、码头到顶上海拔一百多米高的董事会大厅，无须攀登台阶。可以说，没有那些风格的桥梁，就不能做到这一点。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所学校创立才不过16年，仅拥有理、工、商和人文四个学院，就已经在国际学术界迅速崛起，在今日英国《泰晤士报》发布的全球两百强大学排名榜上，香港科技大学居然名列第53名！以下是科大取得的若干国际声誉。


生物化学系主任叶玉如教授于2004年获颁有"女性诺贝尔奖"之称的"L'OREAL．联合国教科文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电机及电子工程学系于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学会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 Device 学术期刊所发表之研究著作数目，于1998-2000年间更为世界第一。


　　机械工程学系在2000-2003年刊登的研究论文平均数目位居全球前三位，仅列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之后。


　　工业工程及工程管理学系于2003-2004年在权威期刊刊登的研究论文数目居全球前四位，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相若。


　　化学工程学系于2000-2003年间在SCI刊登的研究论文平均数介于加州理工学院及麻省理工学院之间，位居世界第四。


　　商学院所提供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及为企业特设的行政人员课程，在《金融时报》排名榜均位列亚太之首。而会计学研究学术论文总量居全球榜首、经济及金融财务研究亚太称冠。


　　理学院的科学家成功发展了分子生物感受器，并用于监测细胞雕亡过程；研制了全新的电流变液，可供制造离合器，取代齿轮转动装置，为汽车等机械工业带来重大的技术进步。

来香港快一个星期了，在友人的相邀下，我去九龙塘的又一城看了李安导演的这部新作。友人买好票，在指定地点接头，完了还有晚餐招待，我只是移步、张开眼睛和嘴巴，便享受了这份美好。当然，看这样一部电影还是一个人看的好。而它既然已在香港放映两个月了，电影院里自然不会满座，若大一个空间果然只坐了一成观众。

向来不喜欢凑热闹的我，这次之所以主动向友人提出想看这部电影，缘由只有一个，就是（据说）内地放映的片子被删了十几分钟。我离开杭州以前，就有朋友叮嘱买一部完整的DVD回去。而每个观众进场之前，有专人搜包，我的SONY数码就被托管了，DVD当然近期不会有售。与电影票粘在一起的一张白纸条上写着，如违轨偷拍，最高罚款：5万港币+ 监禁3个月。

我没读过张的原著，对这部电影事先毫无了解，只知道里面有许多裸戏。可是，电影的前面部分，即尚未露“色”之前，就已经让我惊讶了，尤其是这样两个情节。一是为了扮演情妇不被识破，举事的同学们让王佳芝（这个名字起得好，至少比王映霞好）从惟一有性（嫖妓）经验的一位男同学那里亲身体验，顺便破掉她的处女身。只是李安有他的考虑，并没有把这个情节加以放大。

第二个触目惊心的情节是，王佳芝失身以后，准备以色诱惑“叛徒”易先生时，他却突然奉诏离开香港返回上海。此时，他们的引见人——一个颇具幽默感的英俊的持枪人，又刚好发现了这伙学生的“不良”动机。于是，这个健康强壮的男子成了一群丧失理智、绝望之极、深陷恐惧中的青年学生的发泄对象，被活活砍死。而王佳芝隔着玻璃目睹了这一切，所受刺激本足以使她三年后冷静面对任何情感的诱惑，但却没有。

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那部分，反而没有再触动我，或者让我眼睛一亮，因为事先已知，又在美国看过原版《本能》。倒是在床戏之前，男女主角的表演十分到位，相比之下，后来的动作太过机械和猛烈。我倒愿意看到他们停顿下来或完事之后，赤身吸一支烟凝望一下对方什么的，也可以借机显露特务的狡诈和老谋深算。如此一来，我倒是觉得在内地看删节片观众的好处来，他或她还有许多想象的空间。

现在我来说一说我的小老乡汤唯，她不仅出生、成长于我生活了近20年的杭州，且其故乡乐清也与我的故乡黄岩是邻县。她的脸上有一种杭州或上海姑娘通常缺乏的执着和勇敢，这一点造就了她外表的冷静、大气。可以说，这一点正好对应于章子怡的聪明、泼辣，如同褒曼和费雯丽气质上的差异，呵呵，我这样说似乎太过奖了。

再套一下近乎，若干年前，汤唯（家底已被记者翻出）就读的杭十四中语文教研组和《钱江晚报》文艺部曾携手在浙江图书馆演讲厅举办一个“先锋青春教案”的活动，本人和浙大人文学院的两位教授一同作为佳宾出席。不知那时汤唯是否已经毕业，但杭十四中勇于探索语文教育改革的实验，无疑是值得我们赞赏的，也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象。

如果说男主角人人都会选，那么汤唯就是李安的个人选择和眼光。接下来我想说的正是这位外表儒雅内心坚毅的导演，我应该向他表示祝贺和致敬。正当陈凯歌遭遇了事业的滑铁卢，张艺谋忙于为奥运献身，幸好还有李安，他不仅为华语电影挣得声誉，也为整个民族挣得了声誉，除了武术、小球、烹饪、中药以外，她还有温柔、雅致、高傲的一面。

最后，本人从未写过影评，这篇当然也不是。但我要说，李安的这部电影及其引发的热评提升了中国人抵御色情诱惑的能力，而本应该是主题的战争的残酷被大大地冲淡了。这里，我也要表达一种担心，半个多世纪以前有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为后世写作（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部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电影），那么如今，还有哪几位中国作家是在为将来的读者、导演和观众写作呢？

近日，欧洲又传来利好消息，有8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地中海岛国马耳他加入“申根”组织。这样一来，从下个月开始，中国公民一旦申请到一个欧洲申根国家的签证，理论上就可以遍游欧洲29个国家（包括15个原申根组织国家和5个从来不需要签证的袖珍小国）。

这8个东欧国家自北向南，依次是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诺伐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巧的是，博主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曾一一造访这9个新近加入申根组织的国家。如果博友有机会造访这些国家，不仅费用低廉，也将获得与游览西欧截然不同的经历。

可是，博主当年申请这些签证的困难仍历历在目。尤其是捷克共和国，博主在上海领事馆申请签证时经受了这样一幕难忘的景象。签证馆隔着一层单向可视的玻璃问话博主，也就是说，他可以看见我，我却看不见他，而这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过去的旧帐就不再多提了，布拉格的美景也足以抵消了我心中的不快，希望如今的捷克驻上海领事馆已经拆除了这类歧视中国人的玻璃窗（不然，外交部和上海市政府是否可以照会？）。

下面博主贴一组在这9个国家拍摄的照片，以饷各位博友。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区的俄国餐厅。

塔林一家酒吧里的白俄女招待

波兰首都华沙火车站的小吃店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露天咖啡座。

斯诺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街头的邮箱。

布拉格——最美丽的东欧（欧洲？）城市

布拉格的标志：教堂的两座塔楼一粗一细（如同比萨的斜塔）。

东方快车上的一朵夏日玫瑰。

在多瑙河边的一条长凳上

在草坪上吃冰激凌的小孩。博主已无法记起在那个国家

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市中心。博主曾应邀在山顶的城堡里朗诵诗歌

清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港。

酒吧里遇见的三个马耳他人，他们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阿拉伯语。

马耳他人的食物。

瓦莱塔主教堂里的装饰。

题图说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一家地下餐厅门口的迎宾女郎。玻璃窗上有这家餐厅的招牌菜，博主正是被这个广告吸引走近，才偶然发现这个女孩的。

国庆将至，记得两年前，我在马德里大学访学，乘着国庆节，也给自己放了假，在西班牙南方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漫游。一天下午，我从格林纳达乘巴士来到了科尔多瓦。

公元711年，科尔多瓦被穆斯林攻占，756年，伍麦叶王朝的王族成员拉赫曼一世在此建都。随后，他下令建造闻名于世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在数位继位者的努力下，直到976年才建成。其时，科尔多瓦已经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也可能是欧洲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

那时，科尔多瓦生产的丝织品、锦缎、皮革制品和首饰精美异常，在整个欧洲乃至东方享有盛誉，书法家缮写的作品堪与基督教僧侣的宗教著作媲美，其宫殿、寺庙、浴室、街道等建筑则透露出一种静谧的气息。

1236年，该城落入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国王之手，其时，欧洲尚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科尔多瓦的经济和文化迅速衰落。直到17世纪才重又恢复，诗人和哲学家辈出。

如今，科尔多瓦作为科尔多瓦省的首府，一座典型的摩尔式的城市，以其狭窄而曲折的街道、简洁而庄重的古建筑，难以复制的大清真寺吸引着世界各国难以其数的游客。

1.列出在你心目中排名前三位的城市（无论国内国外或是否去过）？


——各说一句理由。

里约热内卢：她的美丽，她的骚动


第比利斯：她的安详，她的孤僻

马拉喀什：她的华贵，她的干燥

2.你最喜欢城市生活的哪一点？

有各式各样的人

3.你最害怕城市生活的哪一点？

有各式各样的人

4.你会用哪三个形容词定位你的……（你工作的这个城市）？

罕见（在中国），无名（在外国），愉悦（在内心）

5.对于一个初到……（你工作的这个城市）的外地人，你给他的第一个忠告是？

能否挣到足够的钱买房子

6.如果你要拍一部关于……（你工作的这个城市）的电影，你最愿意拍什么题材？

南宋的华丽和腐朽

7.在……（你工作的这个城市），你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哪里（除了单位和家）？

球场、酒吧

8.你最近一次在市民广场坐坐是什么时候？


一个月前（塔林）

9.你最近一次坐公共汽车是什么时候？

一个月前（赫尔辛基）

10.给你一年的假期出门旅行，你计划去多少个城市？

不可预知

11.在外地出差时，有空的话你最愿意去什么地方看看？——旅游点/公园/菜市场/大学/博物馆/书店/美女场所/步行街/购物商场/市中心/夜总会/发廊/美容院……


随兴所至


12.你觉得哪个城市的人活得最自在？


云中


13.若有机会自己盖楼自己住，你想盖多少层？


两层


14.你的电话打往哪个城市最多？上个月的手机话费是多少钱？


杭州，一百零几元


15.你的MSN上哪个城市的联系人最多？ ——若没有MSN，邮件发往哪个城市的人最多？


京、沪、穗中的一个


16.你觉得百万富翁一天要工作多少个小时？


要么很少，要么很多


17.你觉得穷人的夜生活是怎样的？


和富人不一样


18.“城中村”这个词令你联想到什么？


尚未成功的艺术家的居所


19.给你20万，你愿意在哪个城市花掉这笔钱？怎么花？


存在自己城市的银行里，用来支付按揭


20.什么事可能会令你感到愤怒？


太多的事，或曰，太少的事


21.城市为你的工作带来了什么好处？


交流、出行的方便


22.你会用哪三个形容词定位你的家乡？


在地上，在海边，在空中。


23.你理想中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十字路口不站岗，百货商店不卖锁。


24.你愿意离开城市到农村生活多久？


目前尚无此项计划。


（原载《新周刊》）



十天没写博了，因为前个周末去了东京，回来后又忙着上课、讲座和接待友人。这是博主相隔13年后重游东京，上一回是1994年，在从旧金山返回上海的旅途中，博主在东京和名古屋之间游玩了五天，那时不仅没有博客，甚至连伊妹尔也还没有。后来有一次，我从澳大利亚去日本参加数学会议则是在九州，那次没到东京。虽然隔得那么久，但从外表上看，东京似乎没什么变化。

赶在首相空缺的日子去日本，博主是为了参加第四届世界俳句协会大会。“世界俳句协会”（WORLD HAIKU ASSOCIATION，简称WHA）在日本不计其数的俳句协会中规模属于偏小，却是仅有的两家双（多）语写作和交流的俳协之一，另一家叫“国际俳句协会”。不过，国际俳协只用英文和日文两个语种，而世界俳协则是多语种，每个会员至少能说一门外语。

WHA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前三届分别在斯洛文尼亚、日本和保加利亚的三座城市举行，而下一届大会的东道主则是立陶宛首都维尔纽夫。为此，立陶宛前文化和教育部长、现任作家协会主席帕拉特立斯先生亲自前来东京参加大会。有一天晚上，在我们下榻的水月饭店的客房里，帕拉特立斯取出一瓶爱尔兰威士忌，与我、印度诗人巴素和拉托维亚诗人布里迪斯一起通饮。

说起上野公园（鲁迅先生曾在那里欣赏樱花）旁边的水月饭店，又称鸥外庄，后一个名称是为了纪念在这里住过的日本著名小说家森鸥外，他在这里短暂的一年居留写成了名作《舞姬》，那是在19世纪90年。这座古色古香的饭店里有供顾客免费沐浴的温泉，雅致的中厅仍然保留着森鸥外当年使用过的房间，取名“舞姬之家”。

小册子上如实介绍说，房子的主人是森鸥外的妻子，由于这桩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作家很快就搬出了，店名却永久地带上了他的名字。显而易见，WHA协会选择这家旅店作为诗人们的下榻地是作了一番考量的。会议期间，安排诗人们游览了著名俳句诗人正冈子规故居。有意思的是，在子规庵逗留期间，诗人们即兴创作了十多首俳句，并在庭园里朗诵。

当天，我与早稻田大学的四位数学同行以及多年前在孟买旅行时认识的一位日本青年在浅草公园附近的一家饭店共进晚餐时，发现饭店附近的小街里几乎每十步就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首俳句。回想飞机上分发每天32版的《读卖新闻》，居然有两整版用来刊登俳句，至此我完全相信了，在弹丸之地的日本，有2百万个俳句诗人的说法。

我终于发现了东京的变化，那就是，诗人增多了，与此同时，乞丐也增多了。说句并不夸张的话，这次在东京，到处见到露宿街头的老人，其景像是我在中国的城市里从未见到过的。或许，经济的衰退导致了更多的日本人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家园。当然，目前的日本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尚不至于到“国家不幸诗家兴”的地步。

坦率地承认，博主只写过三行诗，并没有写过俳句，这次是应邀来朗诵自己的诗歌，并做了一场《论中国的短诗》的报告。另外，作为惟一的中文评委，我也参加了07世界少年俳句比赛的颁奖典礼，那是位列东京五大名校的明治大学（康有为和周恩来的母校）内自由塔楼的顶层23楼，俯瞰全城的好去处，校长先生亲自出席了颁奖礼。

而除了日文和中文以外，这项传统的赛事至少还包括英文、法文、斯拉夫文和泰文组。古典俳句是一种三行诗，每行分别有5、7、5字（可能受到中国绝句的影响），日本人用它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生活情趣。如今，这一限制已被打破。这也使得俳句这种古老的诗歌形式重新恢复了青春，并走向了世界。

据美联社、新华社昨日消息，伊朗总统内贾德称，伊朗已经是一个“核国家”了。这位身材瘦小的总统还说，美国在伊拉克的势力正急剧瓦解，伊朗准备填补伊拉克的“权力真空”。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布什回应说，伊朗拥有核武器会在中东导致一场“核屠杀”，美国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这则消息让我回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之后，应伊朗国立数学研究所一位教授的邀请，来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访问。我搭乘的是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由于与美国交恶，当然是空中客车而不是波音飞机。飞行时间虽然只有三小时，但也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航班，且飞越了第三国叙利亚的领空。

让我惊奇的是，从一开始，机组人员就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甚至没有安全知识教育。没有耳机和播放电视录象系统，也没有任何音乐。可是在后座中央，却有一个大约六七个平方米的祈祷室，下面铺着精美的波斯地毯，这一定是伊朗人定做的。飞机是在子夜时分起飞，期间正好有一次伊斯兰祷告的时间，我看见乘客们依次进入祷告室。

飞机抵达德黑兰之后，天还未亮，我先换机到了南方的设拉子，然后再慢慢乘汽车和火车北上。伊朗的交通和生活费用比中国低，我游历的城市有：设拉子、伊斯法罕、德黑兰、赞兼（国立伊朗数学研究所所在地）、大不里士、恩泽利港等。“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南方周末》约我写了一版的配图文章《在河流之间》（记得是该报的1000期特刊），我也为《读书》杂志写了万字长文《黑暗时代的智慧之火》。但我那时既没有到访伊拉克，也没有从空中飞过这个国家，记者们想当然地以为我去过了。

自从伊朗“核危机”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很快会有一场“伊朗战争”，但到目前为止尚未爆发。今天我看到伊美总统的又一“对话”，找出几张旧照，以饷博友，长篇文字就等待以后有时机再写了（今年四月号的《万象》杂志已经登了一篇拙文《欧玛尔·海亚姆的世界》，但并未涉及旅行）。

伊朗人民热情好客，有一次我在德黑兰搭乘出租车去德黑兰大学，先问路边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德大的方向。他向我做了解释以后，还拦住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要去的地方。不仅如此，末了他竟然从口袋里掏钱替我买单，再把我塞进车门。我甚至连向他表示感谢都来不及，司机就把车开走了。顺便提一下，德黑兰出租车起步价相当于人民币一元。



当然，我也不能错过老城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公寓。100多年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这里居住。“狭义相对论诞生在伯尔尼克拉姆大街(Kramgasse) 49号，广义相对论也是在伯尔尼孕育的。在伯尔尼的科学研究生涯给我带来许多收获，但我只想提相对论。我在伯尔尼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晚年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回忆道。


伯尔尼克拉姆大街位于老城中心，每隔百余米就有一座造型迥异的街心喷泉和钟楼，成为有别于其它城市的特征。爱因斯坦故居在三层。我花了6个瑞士法郎（大约相当于40元人民币）才得以参观。出乎我的意料，这套大约30多平方米的公寓只有一个客厅，主卧，连接客厅和主卧的小房间（书房？），没有厨房和卫生间（设在户外与邻居共用）。

从1902年到1909年的7年间，爱因斯坦在这里生活。这是他在伯尔尼期间几经搬迁后租到的“最奢华”的公寓，他在这里与大学同学、塞尔维亚姑娘马里奇结婚，第一个儿子也在这里出生（婚前生过一个女儿，但不知下落）。


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南方的乌尔姆。16岁便来到瑞士，在北部的阿劳州读中学。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HT)毕业后，仍身无分文，衣食无安，为寻求职业而四处奔波。1902年2月初，23岁的爱因斯坦来到伯尔尼寻求发展，靠当私人教师维持生计。那年6月，联邦专利局聘他为三等职员。有了稳定的年薪收入，爱因斯坦的生活有了着落，他才安心地从事物理学研究。


1905年是爱因斯坦的奇迹年，他在《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5篇论文，奠定了重新解释宇宙的理论基础，其中题为《论运动物体电动力学》的论文第一次公开提出狭义相对论理论，建立了全新的空间-时间学说。在另一篇论文中，爱因斯坦提出了质能方程公式E=MC^2，这个公式表明，物质粒子可以转变为巨大的能量。

附录：博主路过伯尔尼写下的两首诗

物理学家

他的卷发

如阿勒河的水流

缠绕着伯尔尼

他的胡须

如教堂花园桥

通行有轨电车

他的背影

如一头削瘦的棕熊

踯躅在克兰姆街

他的眼睛

如大钟楼的时针

可以穿越千年

07年7月17日，伯尔尼

熊的符号学

婴孩被父亲抱起

放在熊的脊背上

母亲摁下了快门

姑娘们依偎在

熊的前腿外侧

相互拍照留念

小伙儿把手指

伸进熊的嘴唇

以一个夸张的姿态

熊成为象征以后

它的野性随之消失

犹如我们景仰的先辈

07年7月17日，伯尔尼

在瑞士乡间不觉已居住了十天。7月22日，星期天，是我们在拉芬尼例行的朗诵日。下午6点钟的时候，我还担心瑞士人都去度假了，不到一刻钟，院子里就停满了小车。大约有25位来自日内瓦、洛桑和附近村落的听众赶到拉芬尼。朗诵会由日内瓦大学退休哲学教授法西娅·阿萨德（Fawzia Assad）主持，她是埃及人，曾在台湾访学，会说几句中国话。当然了，这回她只说法文。

我们的大姐、法国作家玛丽（MARIE LE DRIAN）首先朗诵，她出版过十部长篇小说，赢得过多项奖金一万欧元以上的文学奖，有的被美国大学联盟确定为学习法语的文学读物。下月她即将随布列塔尼大区政府代表团访问济南，因为该大区与山东省建立了姐妹省关系。玛丽出身于政治世家，她的妹妹是现任市长，她的哥哥身居高位，曾在希拉克政府里担任海洋和殖民地部部长，不久以前曾随那位差点胜出的女总统候选人访华。我记得这个部长职位曾由大数学家、微分几何之父、拿坡仑的密友蒙日担任。

接着是波兰八零后的作家米高（MIKOLAJ LOZINSKI），他唯一出版的小说讲述了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匈牙利版已经推出，德文版和法文版也在进行中。由于他与意大利哲学家艾柯在布达佩斯拥有同一个出版商，上个月他们在匈牙利见了面。米高是在巴黎读的大学，因此他的法文自然很流畅，但他说用法文写小说仍不可能。

接下来是意大利文学翻译西蒙娜（SIMONA MAMBRINI），来自文化名城博洛尼亚。她朗诵了她翻译的一位得过龚古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的小说片断，这部小说如果译成中文大约18字，定价不会超过20元，意大利文版印刷了五千册，她翻译的酬劳却超过了一万欧元，相当于十万多人民币，我想同样的一本书在中国的稿酬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第四个是七零后的俄罗斯美女艾丽娜（IRINA MELNICOVA），她是研究瑞士文学的专家，最初是研究德语瑞士文学，近年来才转向瑞士法语文学。艾丽娜目前执教于莫斯科大学，据说她父亲是克格勃成员、普京总统的前同事。但她因为经常来瑞士，已经西化了，说起法语来尤为地道。她用法文和俄文朗诵了一位瑞士小说家的作品片段，一边说一边加以分析评论，观众似乎陶醉其中。

最后出场的是我，先读了两首旧作，是由玛丽和西蒙娜选中法文译文，《关于鱼的诗》和《尼加拉瓜瀑布》。我先读英文，她们读法文，最后我读中文。之后，为了与听众套近乎，我又读了一首昨日在拉芬尼写就的应景之诗，并用英文做了解释。附诗如下：

拉芬尼的黄昏

暮色拉近了万物的距离

湖水从山坡下爬了上来

抵达葡萄园和村舍的边界

被一排粉色的玫瑰花阻拦

帆船失去了耀眼的光芒

色泽灰暗犹如一座小木屋

我无法分辨那孤独的主人

小鸟的吟唱已被钟声盖过

等到凉爽的风从东边吹来

摇响那株百年的法国梧桐

倏忽点燃了我的思乡之情

灯火已在南岸连成一片

7月21日，日内瓦湖畔

朗诵之后有一个例行酒会，地点由客厅转移到户外，气氛融洽，与几位瑞士作家和记者交换了名片。值得一提的是，几天前我在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前遇见两位新华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日内瓦的记者，她们是来采访中国体育邮票展览的，我邀请她们参加拉芬尼的朗诵会。遗憾的是，她们因为个人的原因未能出席。出乎我的意料，倒是来了两位年愈古稀的中国老人，安妮和梁先生，她们分别从日内瓦和洛桑方向驱车赶来。两位老人原本不相识，他们都是1949年随父母离开上海移居香港的，后来又各自转到欧洲和北美。我曾在五大洲十多个国家参加诗歌节并朗诵诗歌，印象里还是第一次见到同胞听众。以往每次看见其他国家的诗人有同胞赶来捧场时，心里感觉总有别样的滋味。

晚餐通常比较正式，由三位瑞士厨师轮流掌勺，偶尔会有客人加入。左一为弗朗索瓦·穆勒（Fran?oise Muller），曾在北师大留学，她翻译过残雪的小说；中为阿萨德教授。

我在欧洲最美的村庄（组图） (2007-07-20 06:33:32)


按语：7月11日到31日，楼主应瑞士勒迪-罗尔沃特文学基金会的邀请，到洛桑与日内瓦之间的乡村别墅拉芬尼小住三个星期。拉芬尼（LAVIGNY）在法文里的原意是葡萄园，这是一座有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风景优美，尤其面对着日内瓦湖，且可以看见对岸（法国境内）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巅。据说好莱坞大明星奥黛丽·赫本（主演过《罗马假日》）晚年的隐居地就在邻村，楼主准备择日前去参观。还有伊丽莎白·泰勒、阿兰德隆等人，他们一年的大半时间也在这里。

勒迪-罗尔沃特本是德国的一位出版商，他的遗孀为了纪念丈夫，去世前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每年夏天邀请若干位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来此度假创作。与我同时受邀的有法国和波兰的两位小说家，一位意大利文学翻译和一位研究瑞士文学的俄国学者。（每年分5批，自1996年至今已邀请了500多位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如今，日程快近一半，有关我们的生活和写作细节就省略了，但小村优美的景色令人着迷，拍了一些，挂在此处供各位网友欣赏。楼主来欧洲很多次，走得也比较细致，没去过的国家仅三个，因此冠之以“欧洲最美丽的村庄”实不为过，拉芬尼的安详、整洁、有序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希望能对我国正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有所参考和启发。

7月4日至8日，我在爱尔兰的第二大城市科克（泰坦尼克号最后的出发地）参加了爱尔兰诗歌节以后，独自到西海岸的小城戈尔韦（面对着大西洋，应当地流行歌手之邀在酒吧里朗诵诗歌）和首都都柏林游玩，正遇上国家图书馆里举办叶芝特别展。让我兴奋不已的是，诗人的大幅照片出现在都柏林的双层公共汽车车身上，可惜等我拿出相机时它已经消失，我等了十多分钟，依然没有再看到下一辆。离开都柏林的前一天，我打听到隶属英国的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之间没有边界和海关，因此决定去那里一游。

我最早听说贝尔法斯特是因为那里有爱尔兰共和军在活动，他们制造的恐怖事件例如投放炸弹曾令世人震惊，后来那里出了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谢默斯·希尼，就如同毒品和游击队猖獗的哥伦比亚出了一个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都柏林很小，我背着小书包，从旅店步行到长途汽车站，花20欧元买了一张当天来回的车票，便出发了。诺大的车厢只有五位乘客，与我去戈尔韦时满座的情况恰好相反。

当我进入一座叫纽里的小镇，看到英国国旗在高高飘扬，那是北爱尔兰境内的第一站，我便知道此行必然成功了，虽然我没有英国签证。两个半小时以后，汽车到达了贝尔法斯特，我遇到的惟一不便之处是这里和英国本土一样使用英镑。本来，北爱尔兰和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一样，是英国的组成部分。希尼的名气远不能和王尔德、乔伊斯、叶芝这些前辈相比，因此不能成为吸引游客的招牌。让我意外的是，小小的贝尔法斯特居然是世界上最奢华的游船——泰坦尼克的制造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昔日的造船厂已经倒闭。

返程依然顺利。这使我联想到，从贝尔法斯特坐飞机到伦敦必然要亮护照，有没有英国签证很快被人知道，但若是从伦敦到都柏林一游，即使没有爱尔兰签证也完全可以。你只要从伦敦先飞到贝尔法斯特（同属大不列巅和北爱尔兰王国，当然不需要签证），再坐汽车进入都柏林就可以了，回程线路不用改变。几十年以前，世界上本没有护照和签证一说。各位只要不想偷渡，以这种方式为英国或爱尔兰的旅游业多做点贡献我认为无妨



十年前我在香港的尴尬遭遇（图） (2007-06-29 07:17:42)

按：香港回归即将满十年，媒体开始组织宣传报道，我也突然想起整整十年前，我途径香港去印度的经历，简直称得上是狼狈不堪。同时，见到两位诗人，香港本地的黄灿然，来港兼做记者的严力。还遇到两位电影界名流，一位是大导演谢晋，还有一位是大明星王丹凤，可叹的是，我儿时的这位银屏大美人如今在百度上很难搜到照片了……

《印度：未完成的旅行》之一：街头洗澡的男子。蔡天新摄于加尔各答。

当年的王丹凤美貌不输今天的范冰冰

一、 糊涂的印度签证官

这次旅行的起因是这样的，侨居欧洲和北美的一些印度学者，出于报效祖国和其它可能的目的，与加尔各答一所大学的同行一道，发起组织了一次冠名“科学、艺术和哲学”的学术会议，与会者大多是从未到过东方的西方人，我作为少数几个例外之一，十分荣幸地接到了邀请。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内心隐约感受到了莫名的喜悦，这种喜悦不易为旁人所察觉，但却驱散了平凡琐事带来的种种烦恼。随着时间的脚步缓慢向前，我又开始编织一个新的梦想。

印度，这个月亮的王国。最初是为了她的香料，葡萄牙人达·伽马曾率领船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抵达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成为第一个从海上到达印度的欧洲人。自从罗马人在旅行和征战中首先尝到了酸、辣、麻的东方调味品，西方的厨师和食客们已离不开印度的佐料和香精了，因此当后来穆斯林渐渐控制了埃及和红海，伊斯兰教牢牢地把印度和欧洲分开来并从中牟取暴利，才激发了伊比利亚半岛上一位叫亨利的亲王终生不渝的愿望，他要把一个蕞尔小国变成强大的海上王国。

我对印度向往已久，孟买早已列入我从未去过却渴望见到的十座城市之一，如果不把横跨欧亚大陆的伊斯坦布尔计算在内，孟买是唯一享有这一殊荣的亚洲城市了。当然，不是她的香料诱引了我，而是那片古老的土地和海洋在召唤我，环顾我们的四周，印度一直做为最大的亚洲邻国存在着。非常凑巧的是，今年正好是葡萄牙的荷马——卡蒙斯的史诗所歌颂的英雄——科·达·伽马出发远航印度五百周年。倘若要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其最伟大的人物是一位探险家，那必定非葡萄牙莫属。

就在那个初春的一天下午，我收到会议组委会从加尔各答寄来的邀请函。我开始办理旅行所需的各项手续，这些手续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无法理喻的，当我把所有材料交到省外事办公室时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七月底的一天，我终于取回了护照，却发现签证在会议召开前一天就无效了，原来签证官把签发日期提前了二十多天，而签证的有效期才一个月。这个变故似乎预示着什么，幸好我把启程的日期虚报了一天，否则就根本没有时间去更正了。当我于次日上午搭乘早班火车赶到虹桥机场附近的一家中档宾馆，那位糊涂的签证官夏尔马先生正不好意思地等着我。那会印度总统也叫夏尔马，而且是一位博士，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

二、乘人之危的旅行社

鉴于异国的旅行是那样的稀罕，我总是不预先安排全部行程，更不用说找旅行社帮忙了，我喜欢把所有的环节细细体会。那会儿印度和中国之间没有通航（6年以后，我荣幸地坐上了印度航空公司开通的上海-孟买首航飞机），又为我提供了更多选择的余地。翌日上午，晴空万里，我乘坐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飞机从杭州出发，在过了闽江口之后，飞机一直沿着蓝色的海岸飞行。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一辆等候已久的豪华大巴迅速把我和其它三十多位乘客送往深圳罗湖海关。在海关的另一头，每隔十分钟就有一列火车开往九龙车站。五年来我三次采用了这种方式，比较搭乘直飞香港的地区航班，既避免了深夜抵达的不便，又节省了一半以上的费用。

黄灿然近影（杭州），10年前的他比这更瘦。

黄灿然（《现代汉诗100首》的10位评注者之一），这位目前在大陆颇负盛名的香港诗人，同时又是一位高产的文学翻译家，他帮助我预订了廉价的去印度的机票，为此我们互通了十多次伊妹儿。可是由于缺乏国际旅行的经验 (他称自己有恐高症)，虽然早已替我付了款，却被狡猾的旅行社老板限定在起飞的当天早晨取票。于是乎我领教了一位海关官员的傲慢，他要求我出示一周内离港的机票，在这位大人拂袖离去后，他的下属轻声告诉我: 至少你需要一份航空公司的传真说明。港英当局为途经港岛的大陆居民以七天的居留权，这原本完全应该，没想到还留下这么一个丑陋的尾巴，而这个尾巴看来也暂时不会被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割掉。

灿然明天次日就要北上京城，我电请他紧急援助，可那家旅行社乘人之危，要求再付一千港币才能出票。据我所知，打折票价一般不能更改或退票，但从来没有听说付款以后还不能取票的事。我婉转地请旅行社发电传证明我已在香港订好了机票，可海关官员却非要航空公司出具证明不可，而旅行社则声称航空公司从来不管此类事件，这个悖论听起来多少像是真的，我几乎打算放弃努力。情急之中我问旅行社是哪家航空公司，回答说是泰航，我顿时觉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泰国航空公司的服务享誉世界，我当即查到号码打电话过去，一位小姐用她纯美的音色温暖了我，几分钟后她发来了一页传真。这场闹剧至此告一段落，最后获益的是海关所属的劳务公司，他们收取了一百多元的电话费和传真接收费。同时我被告知，这样的情况他们每天都遇到不少。值得一提的是，三天以后我为了能去澳门，再次要求旅行社出票，这回他们知道我已到香港，便把价格压低了一点，让我再付五百港币。我没有同意这笔交易，亲自找上门去，并在众客户面前陈辞说理，老板自知理亏，不得已让雇员给我开了票。

三、九号风球突袭香港

我的故乡是在东海之滨的一座县城，那里离台北只有两百多公里，并且是在正南的方向，所以从小我就以为所谓“台风”就是从台湾刮来的风 (至少应该途经台湾海峡) ，当时两岸政治和军事上的完全敌对也诱使我这样理解。我一直在心底里这样想当然，而从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这个天真的常识错误就这样保留下来，直到我考上大学以后才得以纠正。我终于知道，台风是指在北太平洋西部大规模移动的一种热带气流，从英文typhoon音译过来的。我相信这个错误对于每一个会讲粤语的孩童都不会发生，因为香港人把台风叫做“风球”，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这个词汇。

就在我抵达香港的第二天，九号风球到达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海，虽然尚有数百公里之遥，维多利亚港上空已经是乌云密布。我独自呆在灿然的两居室寓所里，它位于港岛西边的侧鱼涌。我在拨打过几个本埠的电话后，开始在因特网上浏览，当我在雅虎上敲出“李立杨”的英文名字li-young Lee，荧屏上随即显示出这位华裔美国诗人刚出版了个人自传《有翅膀的种子》，作为友人我为他高兴，两年前在密歇根湖边他曾和我谈起此事。不觉间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的肚子也开始饿了，灿然临走前告诉我，公寓附近有不少小吃店，他的楼下甚至有一个露天菜市场，到底这是中国人住的地方。

在风球将要来临之际，客居香港的一位数学同行刘建亚博士（如今他是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教授”）从岛屿的另一侧赶过来探望，他的行为着实让我感动，就在我们晤面不到三分钟，他的妻子打来电话，表达了殷殷关切之情。整整一天一夜，我的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风球正面袭击了香港，三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所有的交通工具都陷于瘫痪。我紧闭门窗，翻阅着客厅里的书籍和杂志。首先，我读到了萨尔曼·拉什迪的一篇文章《通行无阻》，这位因小说《撒旦诗篇》开罪伊朗政府而声誉雀起的英籍印裔作家文笔颇为辛辣，可惜译文不够漂亮。而在他的同胞泰戈尔的一本散文集里，我读到这样一句大实话，“印度人平常喝生水，生病了才喝开水。”

在这段孤寂无奈的日子里，陪伴我的还有一位长发过膝的妙龄女郎，她的来历我颇费周折才明白了一点: 上海外婆家长大，后到北京念书，定居意大利，双亲又在香港，在伦敦读研究生，目前正在过暑假。我们未曾谋面，彼此也没有听说过，却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电话里认识了。我们几次在夜晚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她就住在这座岛的半山腰上，用她的话说就是花钱买孤独。让我羡慕的是，从她的窗口可以俯视整个海湾。如果不是这场风球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中环的某个酒吧里约见的。

四、澳门城内枪声大作

屈指算起来，我到过的国家人民的大众语言不下十种，在西方主要语言中，惟独缺少葡萄牙语和德语。几年以前，我在西班牙开会，本来完全可以顺便去葡萄牙和德国的，却把多余的日子全留给巴黎了。现在人在香港，又有充裕的时间，无论如何也应该去一下澳门。可是风球过后，又见报纸报道，昨日澳门黑帮火拼，城内枪声大作，死伤数人，街上人迹罕见。稍作犹豫，我还是决定独自前往，虽然在港做小生意的表哥曼主动要求关闭店铺，为我做一天的向导。

从中环的港澳码头坐汽垫船，一个小时就可达澳门。轮船向西驶出维多利亚港，绕过未来的新机场所在地——大屿山岛，让我惊讶的是，这座尚未开发的岛屿面积差不多是港岛的两倍。船上的乘客果然不多，一会儿，我们就到了一片黄色的水域，看来周围的海水比较浅显，这或许是澳门不如香港繁荣的原因之一。码头不远处竖立着一块广告牌，一个妖艳的女人作出沐浴的姿态。同船的一名香港中年男子告诉我，码头附近就是红灯区，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常客，还特别介绍了这里的“特色”。

我首先想找的是澳门日报社，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毕业时意外地分配在那里，虽然十多年来我们从未联络过，可有些友谊是无需维系的。澳门是个弹丸之地，穿过几条窄窄的街道就到了城市的另一头，遗憾的是我的那位同学已于两年前返回内地，今年春天她还带着儿子回来过一次，报社的一位同事惋惜说。我突然有了失落感，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没有我的一个熟人。随后，我向南朝葡京酒店走去，途经一家缅甸捞面店用了午餐，说不上有什么异样，干干的让人感到口渴。我本以为能听到几句葡语，没想到里面的人全说广东话。

葡京酒店在葡萄语里叫 Casino Lisboa，casino 即卡西诺，它原出意大利语，后在西方主要语言里通用， Lisboa即里斯本，在英语里拼成 Lisbon 。虽然葡京在东南亚一带名气很大，可至少从外观上看，它和拉斯韦加斯的豪华酒店无法相比。出人意料的是，这儿也象蒙特卡洛一样要求赌客西装革履，毕竟它是欧洲最古老的殖民地。站在酒店前面的人行道上，可以看见另一处海湾和两座白色飘逸的长桥，把对面一个小岛连接起来，近年来崛起的澳门机场就在岛的东面。我想知道那岛的名字，正巧视线里有一位混血的姑娘，她正准备发动汽车的引擎，见我欲启动双唇，竟然打开车门，从座位上走了下来，并随口说出一句动听的葡语，那是我在澳门听到的仅有的葡语，看我愣了一下，她便改说英语，May I help you? (我能帮你什么吗? )

五、谢晋导演的招待会

明天就要离开香港了，下午我去九龙的弥敦道商业区，采购了一些物品。尔后，我从尖沙嘴沿着海滨大道笔直向东，缓步走向红磡体育馆，风暴过后，维多利亚港显得格外宁静，间或可遇五颜六色的四方游客。途经新建的香港会展中心我稍作停留，一个月前，举世瞩目的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举行。作曲家谭盾和大提琴家马友友联袂献演了一出押轴戏，为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增色不少。Yo Yo Ma的名字已为全世界音乐爱好者所熟知，这位巴黎出生的中国人在哈佛念书时开始崭露头角，如今他在美国的电视节目里频繁出现，我看过一场他和一群现代舞演员的即兴合作，中间穿插几段个人的内心独白，自始至终他都显得游刃有余。马友友最近录制的作品是《阿巴拉契亚圆舞曲》，如果说中国人有谁能在自己的领域里称雄世界，那可能首推他了。

10年前的严力可比这年轻多了

严力作品《绿色在哪里》

在香港采访马氏的记者堆里有一位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诗人兼画家严力，他刚刚从纽约来到这里，担任一家中文杂志社的资深记者，一来想换个环境试试身手，二来离上海的妻儿近一些。严力自幼在北京长大，八十年代初去了美国，他一方面以卖画为生，另一方面坚持用中文写作，并在纽约创办了《一行》诗刊。我从一位移居香港的内地作家那里得知严力的行踪，便要来电话号码联系上了。我们约定今晚在香港艺术中心见面，一个冠名“国是浮生”的电影回顾展在那里揭幕，据说是为了纪念上海电影制片长成立四十周年，他正好有一张多余的请柬。

老态龙钟的谢晋，与我见到的判若两人。

晚上，我提前十分钟来到位于湾仔的香港艺术中心，揭幕仪式设在以百货巨子林百欣命名的电影院的前厅，老远我就看见人高马大的谢晋导演站在大厅的中央，还有他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长子兼作翻译，看来也是要子承父业了。此时厅堂里已有二十多位来宾，大多是本地的新闻记者和影业人员，我和谢大导演碰了个照面，他脱口说出一句令我惊讶的话，“怎么就这么几个老外! ”当他得知我在杭州教书，便又加了一句，“路甬祥刚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看来我们的大导演非常关心时局，这也是他的艺术生命能够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他最近完成的作品是《鸦片战争》。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一位熟悉的面孔——王丹凤，这位昔日光彩照人的女明星，如今成了九龙一家饭店的老板娘，看得出来，她对此类聚会仍乐此不疲。“你瞧，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了，还当众拿出镜子来。”谢导凑在我的耳朵上说，他并没有立刻向他的老朋友走去。也就在那一刻，严力在我的肩膀上轻拍了一下。

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英国的戏剧一直享有盛名，上个世纪就涌现了查尔斯·卓别林和劳伦斯·奥立佛这样的天才演员，贝克汉姆在这一传统中受到熏陶，练就了独特的本领。可是据我所知，早期的英国戏剧仿效了西班牙戏剧，正如意大利戏剧影响了法国戏剧一样。虽然罗纳尔多已经不复当年之勇，虽然他那肥胖的身体已到了亚平宁，但这位在里约热内卢海滩上长大的罗纳尔多，从小就领悟到狂欢节的喜悦和奥妙一直让我关注。在伟大的斯蒂法诺、贝利和马拉多纳之后，还有谁能胜过他呢？这是我那时喜欢皇马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这里，请允许我叙说一下我和罗纳尔多的一次邂逅。1994年夏天，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进行，我刚好在加州州立大学的一所分校访问。巴西队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在那里举行, 对手是没能入围的萨尔瓦多国家队。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我料定能容纳七万观众的橄榄球场一定有空座, 因此只是在开赛之前十分钟赶到。果然不出所料, 罗马里奥和贝贝托正处于鼎盛时期, 巴西人控制了整个比赛的节奏, 相比之下，苏格拉底的弟弟拉伊已开始走下坡路, 两年前他还丰田杯比赛中大出风头, 一人包揽了两粒漂亮的进球, 为圣保罗队捧杯立下头功。拉伊此次比赛却是作为替补队员上场, 尽管如此, 他和罗马里奥、贝贝托各中一元, 使巴西人令人信服地赢得了比赛。

许多巴西球迷追随国家队来到了弗雷斯诺, 占据满满一个看台, 他们身着以黄色为主调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 直到球赛结束以后仍经久不散。拉丁民族的激情是人所共知的, 一年一度的里约热内卢狂欢节被誉为“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 能赶上二月 (巴西的夏天) 去一回里约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这个愿望后来被我部分实现了，可惜是在七月（巴西的冬天），虽然如此，我毕竟也在科帕卡巴纳沙滩上和一群肤色黝黑的孩子踢过足球，那是罗马里奥和罗纳尔多从小练球的地方。

我被现场的狂热气氛感染, 逐级走下台阶, 当我越过正在向国内作直播节目的萨尔瓦多解说员, 到达离巴西队歇脚五米远的地方时, 一名警察拦住了去路, 见此情景, 我身后那些巴西球迷们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 那会儿我感觉自己也成了一名铁杆球迷。最让我感动的一幕是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球员们在保安人员的簇拥之下像潮水一样退去, 突然间我发现一个国籍不明的球迷跑进球场紧随着贝贝托, 他一边和心目中的英雄说话, 一边弯腰用手摸摸他的小腿。这是我在旅途中最难忘怀的镜头之一。

直到一年以后我来到巴塞罗那，才发现罗纳尔多已开始在那里崭露头角，并有了“外星人”的雅号。同时我也发现，在整个美国世界杯期间（包括弗雷斯诺的热身赛），17岁的少年一直随主教练帕雷拉坐在替补席上。也就是说，我曾和这位伟大的演员相距不到五米远。小罗真正发出夺目光彩是在三年前的韩日世界杯上，其时我再度在欧洲漫游，值得一提的是，我在11个国家的电视机前面观看了那届世界杯。当罗纳尔多率领巴西以两粒漂亮的金球击败德国队赢得冠军时，我恰好在亚平宁半岛的海滨小镇里米尼，那是另一个球迷——意大利电影导演费里尼的故乡。

回忆新千年的悉尼奥运会，整个南美洲只夺得一块金牌，那个幸运儿是哥伦比亚的一位黑人女子举重运动员，她也是该国历史上第一个奥运冠军。而南美人却在过去的十八届世界杯足球赛中九次夺魁（巴西五次，阿根廷和乌拉圭各两次），因此我对足球是否应该属于竞技体育表示怀疑。在我看来，拥有狂欢和酒神气质的拉丁民族更适应足球比赛的节奏，尤其是巴西人，他们从小在桑巴舞的节奏熏陶之下(即使欧洲所获得的九次冠军中，有五次也属于同是拉丁民族的意大利和法兰西)。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准与这个民族的艺术气质和文化修养不无关联。

虽说七月下旬是南半球的隆冬时节，里约热内卢的天气仍然像初夏一样美好。上午九点，我乘坐的班机从圣保罗飞抵曼吉纽斯国际机场，它刚好位于瓜纳巴拉湾西侧。印巴（IMPA，巴西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司机举着牌子在迎宾大厅里等候，他和几乎所有的外国人一样，发不出CAI的音，而管我叫KAI。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我们路过里约港，并在那里告别了瓜纳巴拉湾，进入到喧闹的市区。虽说巴西人以懒散著称，但他们开起车来却是飞快，包括长辫子的公共汽车。不久，我们穿越了一长一短两条隧道，来到一个美丽的湖边，长长的湖名开头叫罗德里格，让我想起西班牙的古典吉他手和墨西哥的杀手导演。湖的东面便是著名的科帕卡巴纳街区，我的一位老同学替我在离开海滩一百来米远的弗兰西斯大厦租了一小套公寓。里约的各个街区通常以海滩命名，如佛拉门哥、博塔福古、科帕卡巴纳、伊巴奈玛，等等。一般来说，沿滨海修筑的第一条街成为观光旅游的地方，与之平行的第二条街为商业街。弗兰西斯大厦位于这样两条大街之间，安顿好行李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循着海浪的声音走向了海滨。

科帕卡巴纳海滩


　　都说里约热内卢拥有天下最美的海滩，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金黄的沙粒，雪白的浪花，和煦的阳光，醉人的暖风，到处可见五彩缤纷的阳伞和游客。里约的沙滩绵延一百多公里，在我到过的城市里，惟有南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可以与之媲美，但圣迭戈却是一个平原。里约不仅临海，还有着同样美丽的大小山头，科帕卡巴纳之所以能在里约众多的海滩中独享其名，正是因为它的一头连着甜面包山。甜面包山约高四百米，由两个分离的山头组成，其一似立起的面包，另一个似平放的面包，由于山的表面光滑，好像抹上了糖浆，故而得名。站在沙滩边的人行道上，遥看东北方向瓜纳巴拉湾口的甜面包山，感觉就像到了巴黎，从塞纳河边眺望埃菲尔铁塔一样。隐约间我看见有缆车驶往山顶，却没有引发任何的好奇心，原因很简单，我以往高攀过的地方已经不少了。


　　大西洋的海浪起伏不定，穿过自行车和滑板车的人流，我赤脚走到沙子里，这是我第一次亲近南大西洋，沐浴的人群并没有想像的那样拥挤，甚至留出一个标准的排球场。回望临海的大西洋大街，鳞次栉比的大楼整齐地排列着，往高处看，我见到那座举世闻名的驼背山，又称耶稣山。以往在电视里经常看见，那里有飞瀑涌泉，云雾环绕，山顶竖立着耶稣的巨像，他的手臂平伸开来，整个身体形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从知名度来说，这座塑像大概仅次于纽约哈得逊河畔的自由女神像，而它对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国家的道德意义也非常明显。由于地处热带，黑白混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很高，巴西人的性观念极为开放，可是天体海滩却在六年前被禁，理由是“巴西文化还不习惯于公共场合的裸体行为”。


　　我相信，此刻我正幸运地站在美洲最美丽的一个地方。“黑人身上闪现着一丝棕红。”这是长篇小说《巴西》开头的一句话，作者是在世美国最有威望的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几年以前我曾在亚特兰大郊外见到过他。厄普代克在这部小说里把科帕卡巴纳描绘成里约诸多海滩中最平等自由、最拥挤不堪和最不安全的一个，各种色彩与赏心悦目的人体融成一片，放眼望去，沙滩上面好似多出一层具有生命力的表皮。难怪里约赞成裸体的大有人在，“裸体能带来平等”，这是裸体主义者的哲学，“裸体可以让人体与自然合二为一”。巴西的裸派人士还声称，五百年前欧洲人驾船抵达时，当地的印第安人也对他们裸身相迎。另一种赞成裸体的说法是，由于巴西的贫困现象严重，人们在裸体时可以消除彼此间的社会地位差别。


　　虽然里约西部的天体海滩在我离开三年以后重又开放，因为一半以上的公民赞成，但是他们的内心早已经空空。每当黄昏来临，大西洋大街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云集，沿街的露天酒吧里坐满了顾客，间或有年轻亮丽的女子落座，她们能说几句简单的英文，前面永远放着一杯橙汁或其他软饮料。她们在等待各种年龄的埋单者，这一风景似曾相识，有所不同的是，每当谈话投机的时候，双方便开始接吻，有的甚至热烈地狂吻，引来周围人群一片喝彩。而十有八九，顾客会扔下一张小面值的纸币，扬长而去。和这些独来独往的男子不同，女孩子大多是本地人，她们会镇定地从提包里取出化妆用具，继续等待下一个上钩的鱼儿，直到有人把她们领走。而靠近沙滩的那一头，叫卖椰子的少年手里摇着葫芦做成的响鼓，使劲地吆喝着。

科巴卡巴纳海滩。

海滩上的美女。

《海滩上踢球的人》

伊巴奈玛海滩

唱遍世界的《伊巴奈玛的女孩》歌词

桑巴舞的变种：波莎洛瓦


伊巴奈玛的女孩


　　而那只是黄昏的一段插曲，随着夜幕的缓慢降临，各种光怪陆离的喜剧逐一上演，每一位游客都会有不同的激情遭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接吻比握手还要平常。在这里我遇到一个阿根廷人，他不是球迷而是一个地道的商人，乘着酒兴，他和我大谈自己的艳史。“若论脸蛋，要数阿根廷女人；而若是论身材，则巴西女人没得说。”


　　从科帕卡巴纳向西，绕过一个与海滩同名的要塞和公园，就到了另一处著名的海滩——伊巴奈玛，虽然没有甜面包山那样的背景，却有着同样质地的沙滩，且离开罗德里格湖不远。真正令这个海滩出名的是一首叫《伊巴奈玛的女孩》（Garota de Ipanema）的歌曲，将近四十年前，这首后来唱遍世界的歌曲就诞生在伊巴奈玛街区连接海滩和罗德里格湖的一条街道的酒吧里。这条街的名字当时叫蒙特内格罗，葡语里的意思是黑山，不久便更名为维尼休斯·德·莫拉伊斯大街，莫拉伊斯正是这首歌词的作者、巴西著名的诗人，他也是波莎诺娃（Bossa Nova）时代最负盛名的填词圣手，而那个挂满音乐家头像和曲谱手稿的酒吧也随之以这支歌的标题命名。


　　“世上无可比拟的优雅/就是她，那个走过来又走开的女孩/在通向海滩的马路上，她的步态甜美而多姿/那女孩有着金色的身躯，伊巴奈玛的太阳赋予的身躯/她婀娜的步态比所有的诗更像诗/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物事。”这就是《伊巴奈玛的女孩》的歌词，那个女孩名叫艾诺伊莎，在她步入中年以后，依然上过一次《花花公子》的封面。艾诺伊莎当年还是个高中生，每天下午放学回家，都要经过蒙特尼格罗大街。一天，酒吧里面坐着两个灵感枯竭的中年男子——诗人莫拉伊斯和作曲家汤姆·若宾，后者被誉为巴西的音乐教父，他们正为写作一出音乐剧冥思苦想，正好艾诺伊莎漫不经心地路过酒吧的门口，她的仪表和步态刚好满足波莎诺娃懒散、性感的情调。


　　有天晚上，我漫步来到那家里约惟一不播放《伊巴奈玛的女孩》的酒吧，见到歌词的曲谱手稿印在墙壁上，两旁像对联一样垂直挂着名人的照片。我在吧台上遇到一位美国作曲家，他告诉我里约的生活经历可以丰富他的音乐家履历。换句话说，他在巴西的滞留就像镀金一样，有助于将来事业的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我提起大留士·米约，没想到他听了竟然大吃一惊，原来他到巴西快三年了，我是第一个和他谈起米约的人，而米约非常看重这片土地。这位驰名世界的法国作曲家年轻时作为法国大使、诗人保罗·克洛代尔的秘书在里约逗留过两年，回到巴黎以后他写了一部钢琴曲集《回忆巴西》。与哥伦比亚以及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欧洲和北美的音乐、舞蹈（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很难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生根。


里约的狂欢节

桑巴大道

狂欢节的故乡


　　虽然里约有众多迷人的风景点，科帕卡巴纳海滩依然是我的最爱。可是，我曾被多次警告，黄昏过后就不能走在临水的沙滩上，尤其是在退潮的时候，否则有遭抢劫的危险。除了桑巴和足球，里约也以暴力闻名，每年都有逾千市民死于非命，这正是她难以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主要原因。这当然与巴西政府的管治能力有关，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有一句名言：巴西不是一个认真的国家。当年他在法巴之间的一场争端中以此指责巴西，此言一出，巴西举国哗然，但其后的几十年间还是被国际媒体和政客频频引用，甚至巴西人自己也不时援引。无独有偶，雅克·希拉克蝉联总统后誓言与急剧升级的暴力犯罪决战时，也脱口而出：“巴黎决不会变成另一个里约热内卢”，当然又是引得巴西朝野齐声回击。


美和暴力从来都是成双出现的。相传里约热内卢狂欢节始于19世纪中叶，最初，狂欢节的规模不大，仅限于贵族举行的一些室内化妆舞会，人们戴上从巴黎购买来的面具，尽情地欢乐。1852年，葡萄牙人阿泽维多指挥的乐队走上了街头。随着节奏明快的乐曲，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也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男女老少都跳起来了，整个城市欢腾起来了。不过那时候狂欢节没有固定的场所，由于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游行活动都在夜间进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约州政府斥巨资在市中心修建了八百米长的“桑巴大道”，从此，狂欢节就有了专门的表演场所。如今，她每年都吸引几十万的外国游客，给政府带来数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每逢狂欢节，桑巴大道两侧搭建起五层高的看台和包厢，每次能容纳八万名观众，门票从两美元到一千美元不等，吸引了从贫民百姓到政界名流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巴西人可谓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民族，狂欢节所倡导的，正是追求一种自由积极的生活方式。我在博塔福古街头遇见过一个里约人，他认为巴西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还说把巴西算在第三世界里面实在太过分了。


遗憾的是，我到达里约的时候正好是冬天，狂欢节却是在二月下旬盛夏时节。不过，在科帕卡巴纳仍然可以看到有人在跳桑巴，我和几个游客跟在后面认真学习，很快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在我看来，桑巴舞的基本舞步与中国的秧歌有些接近，当然，舞者的心态和舞姿韵味完全不一样，那需要每个人自己去体验。最近，里约市政府也意识到了非狂欢节期间的商机，打算建一座占地十万平方米的桑巴城，一年四季都有游行表演，以满足那些不能在狂欢节期间来巴西的游客，届时将有十四个最出色的桑巴舞团进驻城中。听到这则消息，我个人不仅感觉不到喜悦，相反我开始为狂欢节这项里约最精粹的文化遗产感到担忧，我想起那些现代化的家禽饲养场和水产养殖场，它们的出现一方面丰富了农贸市场，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美味佳肴的纯度。

意大利银行家亚美利加的两次南美之行，第一次命名了美洲，第二次命名了里约热内卢。

(节选自楼主新作、南美回忆录《南方的博尔赫斯》，花城出版社）

罗马假日

意大利是一个电影王国，罗马东南的“电影城”被誉为欧洲的“好莱坞”，涌现出许多世界级的导演，他们大多拍摄过以罗马或其它城市为场景的片子，例如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安东尼奥尼的《波河上的人们》，费里尼的《费里尼的罗马》。然而，最时髦的意大利题材影片却是由美国人一手制作的《罗马假日》，女主角扮演者奥德丽·赫本因此成为银幕史上最清纯可爱的女人，她的装扮、发型、神韵风靡一时。商人们看中了这一点，于今年夏天推出赫本的服饰回顾展，在意大利各地轮流举办，她当年的黑白照片随处可见。我没有被这个展览吸引，却找到了因电影出名的那尊海神雕像，看上去像一头狮子，它镶嵌在河边一家小教堂门外的墙壁上，这就是“真理之口”。在中世纪，它曾被用来对付说谎的人。老远我就见到许多游人列队，等候把手伸进那张嘴巴里去，我是否也要作惊恐状拍照留念呢？

小偷和乞丐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里，小偷和乞丐是没有区分的，我至今对这位理想主义作家满怀敬意，尤其是不久前又一次看到《远大前程》这部电影，里面传达出的那种温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次打动了我。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作家总是对现实怀有天生的敌意呢？在今天的罗马街头，经过乔装打扮的小偷难以辨认，而乞丐大方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我曾经把相机镜头对准一位身怀六甲的女子，但她慌张的神态表明肚子里塞满了报纸。后来，我用两枚硬币拍摄到了两个真实的画面。一个衣着整齐的美女席地坐在人行道上，前面放着一只饭碗，一个幼孩在那里玩耍，无疑这是今年夏天罗马最漂亮的乞丐了。但我却被告之，此小孩并非她小孩。另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知识分子，端坐在地铁车站电梯入口的一张方凳上，目不转睛地捧读手中的书籍，哪怕有人往他前面的纸盒里扔钞票，看来这一定我见过的最有学问的乞丐了。我后来又被告之，此人是某大学副教授，因为没有升迁教授，用这种形式发泄心中的不满，难道说，那个美女乞丐也是因为失恋，以乞讨排解心中的郁闷？

梵蒂冈城国

今天下午休会，我约展涛父女直接乘公共汽车到梵蒂冈，上小学五年级的梦舒要去德国探望母亲才拿到签证，她已经第三次来欧洲了。过了台伯河，很快看到了椭圆形的圣彼得广场，周围环绕着四重列柱，形成足以让四轮马车通过的廊柱，广场中央是尼禄方尖碑。我在梵蒂冈邮局寄走两张明信片，选用的邮票异常精美，使人相信旅游业是这个国家的重要收入。眼前就是天主教世界最大的教堂了，从内部看它像一艘航空母舰，而国土的面积不足半平方公里，正是由于这座教堂耗资巨大，促使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表了第一封抗议书，从而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据说从教堂的圆顶到宪兵队的制服，均由米开朗琪罗设计，而所有的宪兵必须是中立的瑞士人。本来教皇每星期三接见游客，可现在是盛夏，他老人家度假去了。我走出教堂，看见高处的一个阳台，想起裘迪曾经说起，罗马每隔十二年下一次雪，上回下雪时，保罗是否站在那个阳台上，眺望他的孩子们在广场上玩耍呢？

西斯廷天顶画

走出圣彼得广场，向右沿城墙步行，不一会就到了举世闻名的梵蒂冈博物院，这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可谓院中有馆，馆中有室，它们是梵蒂冈宫殿的一部分。自从十四世纪教皇从法兰西迁回后就定居于此，历代教皇又有不同程度的修复和扩建，建筑面积不少于故宫博物院。进得院门，我们无暇顾及其它，直奔以教皇西斯廷命名的礼拜堂，路上见到十多处指示牌，方才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只见地上坐满了参观者，却听不到喧哗的声音。我抬头仰望天顶，见到了那流光溢彩的壁画《创世纪》，其中《亚当的创造》犹如夜晚的北斗星一样格外耀眼。在十八米高的画架上作画，没有雇佣任何助手，又无照明的灯光，米开朗琪罗一定耗尽了心血，据说四年后此画完成，米氏已无法正常阅读，需要把书举过头顶。难怪三百年后歌德评论说，“没有到过西斯廷礼拜堂的人，无法了解一个人所能做的事。”

雅典学派

在西斯廷礼拜堂的隔壁，有一间教皇专用的大书房，当米开朗琪罗的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年轻的拉斐尔奉命开始在那里画《雅典学派》。两位大师性格有别，生前的荣耀和受器重的程度不尽相同，可这不妨碍他们暗中取长补短。拉斐尔以画圣母像著称，犹以一幅《西斯廷圣母》倍受后人称颂，甚至画面下方趴着的一对小天使也被大量印制出售。遗憾的是，拉斐尔的几幅著名的圣母像大多流落他乡，以德国的德累斯顿画廊收藏最丰，这减少了他在罗马的影响力。《雅典学院》占据了整面墙壁，几乎集中了古希腊所有的哲学家，中央站立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一手捧着自己的著作，一手分别指向天空和大地，旁边有苏格拉底、色诺芬、赫拉克利特、狄奥克尼斯（坐在台阶上）和毕达哥拉斯（正拿着书写板计算）。拉斐尔把自己安排在右边的角落里，以表示对前辈的尊敬和向往，此画气势恢弘，多少受到了老对手米开朗琪罗的影响。

（ 节选自《数字和玫瑰》之《地中海日记》，蔡天新著，三联书店）

五月旅程之二：李白之墓（组图） (2007-05-24 15:24:51)


日前，趁在南京两校讲课的间隙，驱车到了安徽马鞍山，闻听李白之墓不远，随即和当地诗友杨键、方清再度向南，一路尘土飞扬，找到当涂境内的李白暮园。园内面积不小，但几无人迹，且碑石灰尘蒙面，墓后面二十多米处，三层楼的民宅即将完工。返回马鞍山后，又参观了书法家林散之墓园和纪念馆。却为了当晚赶回南大新校区做讲座，错过了去东梁山参观的时机，这座山位于当涂西南，与隔长江相望的西梁山合成称天门山，造就了李白名诗《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李白之墓。公元762年，62岁的李白病死在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那里，在贫困和漂泊中结束了他的一生。蔡天新摄

新千年的一个夏日，我从立陶宛的考纳斯搭乘一辆欧洲快客，在黑夜中横穿了整个波兰。次日天蒙蒙亮时，进入到德国境内，一路颠簸的道路随即被一条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取代，半个小时以后，巴士抵达柏林的心脏——动物园车站。我在勃兰登堡门和东柏林的小旅舍之间徘徊了三天，随时可以听到生硬的德语发音，与圆润、悦耳的法语比较，更能感受到这种差别，幸好我刚去了粗犷的白俄大地。


长期以来，欧洲存在着两股强大的势力，那便是西欧所代表的西方集团和俄罗斯所代表的东方集团，被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机器所统治，就好比它们所选择的铁轨的宽度，据说是为了避免交战时对方军队的长驱直入。德意志的崛起无疑多了一个缓冲地带，这个民族的个性正好介乎于两大集团之间，否则的话战争随时可能一触即发，如同拿破仑对俄罗斯的远征，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虽说19世纪初腓特烈·威廉大学成立以后，柏林便成为德意志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但是直到1871年日耳曼统一了整个德国并定都柏林（当时的首相是俾斯麦），这座城市的人口仍只有80多万。此后，它的居民急剧增加。1880年为120万，1890年为160万，1905年为200万，1925年为400万。从规模来说，已经超过罗马成为仅次于伦敦和巴黎的欧洲第三大城市。

尽管如此，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柏林的物价只有巴黎或伦敦的四分之一。因此，当厌倦了莫斯科和彼德堡的生活以后，大批俄罗斯知识精英聚集在柏林，其中有些并非流亡者。在1922年这个对现代主义艺术来说至关重要的年份，居留在柏林的俄国诗人和作家就有高尔基、别雷、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阿·托尔斯泰以及纳博科夫，他们无需像T·S·艾略特那样规规矩矩地在伦敦做一名小职员。


1928年，甚至连英国诗人奥登和小说家衣修伍德也慕名来到柏林并居住下来。这对著名的同性恋伴侣不久以前出现在纽约布朗公司出版的《情侣：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罗曼史》（Lovers : Great Romances of Our Time Through the Eyes of Legendary Writers）一书中，该书通过作家之手，刻画了上个世纪五十对最著名的情侣，包括肯尼迪和杰奎琳夫妇，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夫妇，等等。


奥登和衣修伍德相识于伦敦的一所预科学校，他对衣修伍德可谓一见钟情，尤其迷恋那双“粗羊毛袜胡乱地套着的婴儿一般未成型的脚踝……”，而年轻的衣修伍德则仰慕奥登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才华。两人开始了性爱实验，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了解自我，另一方面也借此做出挑战与反叛的姿态。奥登后来写道：“如果没有冲破这些禁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究竟需要什么。”


但他们的性爱关系并不符合常规模式，奥登的传记作家这样描绘：“奥登与衣修伍德开始做爱，但并非出于激情或冲动，而是作为了解对方、共享欢乐、舒解压力和寻求快活的手段。”很多人认为这种爱主要建立在对文学事业的共同追求上，在持续十五年的恋情中，他们相互勉励，写下了一部部惊世之作。衣修伍德的《柏林故事》等小说成为英美文学的经典，而奥登则挤身于世界伟大诗人之列。


二战爆发前，奥登和衣修伍德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绕道上海去往美国。衣修伍德后来在加里福尼亚与年轻的画家大卫·霍克内（David Hockney）共谱恋曲，但很多朋友知道，他与奥登之间仍然心心相印，十分怀恋柏林度过的岁月，那里的同性恋夜生活令他陶醉。一些朋友回忆说，当奥登于1974年在维也纳——另一座德语城市——去世时，远隔重洋的衣修伍德闻讯“痛不欲生”。

今天，甚至受过几千年封建思想熏陶的中国人也承认同性恋不是性变态或其他疾病。人们一致认为，同性恋人群里受教育程度较高，这恐怕也是为何柏林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欧洲著名的同性恋城市的根本原因。在经历了漫长的冷战时期以后，柏林终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再次爆发出粉色的激情，甚至连现任的柏林市长也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


就在我离开柏林之后不久的一个周末，一年一度的柏林同性恋大游行再度举行，不仅得到市政府的支持，铁路公司甚至提供了部分免费的交通手段。以德国人精明的商业头脑，这里面存在深刻的经济因素，以每人消费八十欧元为标准，来自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五十万游行者和上百万游客绝对是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更不要说电视转播和广告带来的巨额利润了。

在天国旅行（组图） (2007-03-21 08:49:45)


在拉普拉塔河边漫步的乌拉圭少年。蔡天新摄于蒙得维地亚

“没有一个地方让我喜欢：我就是这样的旅行者。”法国诗人亨利·米肖在《厄瓜多尔》 (1929) 里这样写到。他最早的两部诗集《大加拉巴涅之行》 (1936) 和《在神奇的地方》 (1941)，都是关于想象中的旅行的书。虽然我没有读到，可是我喜欢听他说：“我从遥远的地方为你们写作。”

很久以来，我几乎足不出户，但我常常几小时几小时地聆听音乐。对我来说，这就像在天国旅行一样。人们在我面前，来来去去，却没有发觉。一段时间里，我感觉音乐是新婚的妻子，每时每刻，无微不至，出现在我的枕边、耳旁。而诗，则犹如过去的一位恋人，仅仅在某种特定的场景里，和我不期而遇。

在希腊神话里，阿波罗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他有九个姐妹，统称缪斯(Mousai)，音乐(Music或Musik)一词，大概来源于此吧。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谈到，“看过一个地方的植物，要看花了；就是说看过一个人，要看他的艺术了。”我想音乐一定是花中之花了。

我永远都记得1983年秋天的那个午后，在数学王国里遨游已久的我，突然听到了从一架破旧的收音机里传出的美妙动听的音乐。曲目有：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晴朗的一天》，门德尔松的无词歌《春之声》，鲍罗丁的歌剧《伊戈尔王》中的《波洛涅兹舞曲》和格里格的《彼尔·金特》组曲里的《索尔维格之歌》。

这次邂逅真是太意外了，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它直接开启了我头脑中的另一扇大门。我无法用散文的语言来追忆：

你曾窥见幽玄吗？

它能把人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地位

如果你窥见了幽玄

你一定会匍伏下去叩头、哭泣

拙作《数字和玫瑰》韩文版封面

在中国，伯牙和子期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一曲《高山流水》流传了数千年。还有一个更古老的传说，五千多年前，一位“伏羲”的音乐家，他是人首蛇身，在母胎中孕育了十二年，他弹奏的是一张五十弦的琴，由于曲调过分悲伤，黄帝下令将其琴弦断去一半。

1991年深秋，我独自旅行到了天府之国。一天晚上，我在成都诗人欧阳江河家做客，他用巴赫的音乐招待我。巴赫向来以乐坛上的数学家著称，可是那晚却一反常态，偏偏以抒情诗人的面目出现，原来是善长肖邦的吉奥格·索尔蒂在演奏。随后，主人拿出索尔蒂的几幅照片向我展示，这位匈牙利出生的英国钢琴家以指挥大师闻名于世。可以想见，欧阳当时的得意心情。

旅行是人类的普遍需要。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未必要见多识广，但他需要时常去天国旅行。在天国旅行，和平常的旅行一样，也会有烦恼、忧愁，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生活在别处》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就像兰波的老师伊泽蒙巴德的妹妹们——那些著名的捉虱女人——俯向这位法国诗人，当他长时间漫游之后，便去她们那里寻求避难，她们为他洗澡，去掉他身上的污垢，除去他身上的虱子。”天国之旅，是享尽了自由、孤独和极乐的精神之旅。

作者附记：

这篇小文作于十多年以前，后来，我终于按捺不住对世界的向往，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异国之旅。我的身体所抵达的地域之广是我本人原先没有想象过的，正如对有的人来说挣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出门旅行对我来说无疑是拿手好戏。

欧阳江河后来成为《爱乐》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担任中国对外演出总公司的艺术顾问并以此谋生，我们曾在北京的望京公寓、杭州西子湖畔的印象画廊、华盛顿DC五角大楼附近的一套出租房和伊斯坦布尔的一家音像制品商店里再次相聚并聆听音乐，他收藏的唱片数量自然是越来越多，而我依然喜欢稍纵即逝的东西，并偶然享受到异国邂逅的快乐。

例如，我曾在澳洲的一家小酒馆里听到美国歌手Tracy Chapman 演唱的《革命》，也曾在南非德班一家宾馆大堂里听到反复播放的背景音乐：英国歌手Dido 的 worthless，而当我在新千年的哥伦比亚安第斯山中偶然听到一首阿尔及利亚歌曲 Ya Rayan以后，紧接着便在全世界的许多角落听到了她。

可是，在我最近的一次中东之行中，当我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班机从贝鲁特飞往德黑兰时，却发现整架空中客车上没有安装任何电视和音响系统，在三个半小时的飞行时间里，穿戴整齐的男女依次进入后舱那间铺满波斯地毯的祈祷室。对伊斯兰信徒们来说，《古兰经》就是最好的音乐，默诵经书就等于到天国旅

选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caitian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