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经天安门留影
到达北京站
开始折叠自行车
折叠完毕
这是我要上的火车
折叠车放座下
到天津站打开车子
组装完毕
天津海河
天津站
天津解放路上
天津解放路上
停车看短信
来碗牛肉面
天津解放路上
天津解放路上
天津解放路上，有人吗？
天津街上的鲁迅雕塑，敬仰
天津瓷房子，有意思
天津瓷房子
天津繁华的和平路，带我去逛商店
一个古玩市场
天津食品街，去吃一顿
天津食品街内
天津鼓楼，弥勒佛前开怀大笑
天津鼓楼
天津鼓楼
天津鼓楼，我来了
天津古文化街
天津古文化街
天津古文化街
天津的海河桥和大楼
又一处瓷房子，奇怪
天津五大道，城市的马车
天津五大道，上面有什么？
天津五大道
天津五大道
天津站内等车
看看我的车票
上车没座，过道坐我的宝马
困了宝马上来睡一觉
到北京站装车
装车完毕
天津古文化街简介
津门十景之一，景名“故里寻踪”。天津古文化街（津门故里）位于南开区东北隅东门外，海河西岸，北起老铁桥大街（宫北大街），南至水阁大街（宫南大街）。南北街口各有牌坊一座，上书“津门故里”和“沽上艺苑”,长687米，宽5米，系商业步行街。这里在古代是祭祀海神和船工聚会娱乐之场所。现已修复的古文化街包括天后宫及宫南、宫北大街。天后宫俗称“娘娘宫”，是古文化街上的主要参观旅游项目。
天后在古时被人们称为护航女神。传说她是福建莆田人，姓林名默，经常驾船出海，搭救遇难的人，故被后人敬为女神。元时京城每年需北运大批粮食，先从海路运抵天津，然后再转河运至京城。元政府为祈求航海安全，便将护航女神崇为天妃，并在沿海城镇建起天后宫。天津的天后宫建于公元1326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娘娘的生日。每年这时都举行“皇会”，表演高跷、龙灯、旱船、狮子舞等，百戏云集，热闹非常。现今天后宫已成为天津民俗博物馆，介绍天津的历史变革，陈列着各种民俗风情实物。皇会是因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游此会而得名。传统的演出场所在天后宫前的广场以及宫南、宫北一带。古文化街建成后，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吉日）在此举行盛大的皇会，表演龙灯舞、狮子舞、少林会、高跷、法鼓、旱船、地秧歌、武术以及京戏、评剧、梆子等。
天津鼓楼-简介
天津鼓楼鼓楼，原为钟鼓二楼，故又称钟鼓楼，是古代报时、鸣更的地方， 鼓楼是“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之一。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天津设卫筑城，当时，这座“卫城”只不过是土围子。经历了大约九十年，到弘治六、七年(公元1493年~公元1494年)，才砌成砖城。修建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城楼和四处城角的角楼。位于城中心的鼓楼，也是在这个时期修建起来。即距今四八八~四八九年之间。
鼓楼是渔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是天津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城楼。同时，也是城内布局之轴心，十字街中心分界点。民国《蓟州志》载：城内向以旧鼓楼分界，东至东门为文化街，西至西门为武定街，南至南门为太平街，北至种植园为拱星街。
名为鼓楼，实为钟楼。 这座鼓楼高三层，楼底的一层，是用砖砌成的一座方台，下宽上窄，辟有四个拱形门洞，通行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在这座台子上，修建了两层楼。第一层供奉观音大士，天后圣母，和关羽岳飞等。楼的第二层，悬有重300斤的铁钟一口。楼前有清代天津诗人梅小树撰写的木板对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清末的另一位天津诗人周楚良在一首竹枝词里写鼓楼撞钟的景况说：本是钟楼号鼓楼，晨昏两度代更筹。声敲一百单零八，迟速“锅腰”有准头。原来守鼓楼的是一位驼背的老人（俗称驼背为“锅腰”），他每日早晚两次敲钟，每次各敲五十四响，作为城门晨昏启闭的信号。
鼓楼高耸，迎八方来客；钟声悠远，送四海宾朋。新建的鼓楼位于天津老城厢中心。重建后的鼓楼宏伟典雅，青砖墙面，白玉栏杆，飞檐斗拱，碧瓦丹楹，油漆彩绘，雕梁画栋。鼓楼及周边的商业街，既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新的旅游胜地。
天津鼓楼-建筑历史
天津鼓楼最老明信片模样相传初建于辽、金时代，是屯兵隙望的地方，后来废纪。明朝初年重建鼓楼，恰好在天津城正中十字路口。
后建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 年），但屡遭天灾人祸，可谓屡修屡圮，六百余年历经六次重修。
明天顺乙卯年（公元1439 年）守备指挥刘楠将钟鼓二楼并为一楼，名鼓楼。
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 年）重修。
明陆树声在《重修鼓楼记》中记载，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开始对鼓楼进行再次重修，嘉靖二十八年七月竣工。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 年），清军屠城，连日烧杀，鼓楼被烧毁。清顺治间，蓟州牧黄家栋修复了鼓楼。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 年）大地震，鼓楼坍塌。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 年）蓟州牧张朝琮重建，并题“古渔阳”“畿东锁钥”两匾悬其上。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 年），鼓楼又被烧毁，仅存其基。
九十年之后，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 年）蓟州牧华浚重建鼓楼，南北正面仍悬“古渔阳”“畿东锁钥”二匾，此乃华浚手书张朝琮之额文。但有意思的是，落款却不同，“古渔阳”的落款是“州牧山人张朝琮”，而“畿东锁钥”的落款则是“州牧丹徒人华浚”。
1966 年，楼阁上二匾被毁。
1983 年，对鼓楼重新维修，复制二匾悬于其上，使鼓楼重放异彩。
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城墙被拆除，独独留下了鼓楼幸存。不久，楼为消防队占用，作为了望台。民国十年，直隶省长曹锐，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照原样重建，楼顶大梁上改复绿瓦，较前更为美观。
重建后，把鼓楼四个城门的名称“镇东”，“定南”，“安西”，“拱北”，请名书法家华世奎书写，并重书了梅小树的对联。这座鼓楼，碧瓦丹楹，焕然一新重新成为津门一景。
解放后。由于天津城市的发展，旧城中的交通量大增，鼓楼遂被拆除。
1994年天津开始了危陋房屋大片改造工程，作为危改重点的老城厢地区也因此使鼓楼有了重建的机会。鼓楼重建工程于2000年11月25日开工，2001年9月28日竣工。
天津鼓楼-建筑特色
天津鼓楼特色客栈鼓楼的四门为“拱北”、“定南”、“镇东”、“安西”，其上有楷书匾额。鼓楼中央为覆锅形、建筑奇特，分两层。第一层供着南海大士、关羽、岳飞二圣、天后圣母、天仙圣母诸神。第二层最初当然有大鼓一面，那才与鼓楼的名称相符。后来为报时需要，把大鼓换成洪钟。每天早晚各撞钟一次，每次l08响，作为开城门和关城门的信号。钟声情脆响亮，传遍城里城外和海河南北很远的地方。“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断续钟声。”此乃清代天津诗人梅成栋（字树君）为鼓楼所撰。
2001年9月28日重建后的鼓楼体量增大，弥古而不拘古，雅俗共赏。为27米见方，高27米的体量。取“9”的倍数，因为“9”为阳数之极，有吉祥内涵。鼓楼广场9乘9共81平方米。
鼓楼主体为钢混结构，砖城木楼，须弥基座，木楼外形按明清木作大式，设斗拱和飞檐，做殿式旋子彩画，重檐歇山屋顶。瓦作大式灰色简瓦屋面，绿琉璃券边，汉白玉栏杆，脊上飞檐走兽。砖城四面做明式七券七伏锅底券拱门，穿心门洞，四拱门上方恢复汉白玉城门石，仍镌刻镇东、安西、定南、拱北字样。新钟的体量增大，高2000毫米，寓意为2000年制作。钟的材料为响铜，重及三吨。钟上铭文由冯骥才、张仲先生撰写，字体为繁体魏碑。重建的鼓楼是利用现代技术和材料与传统建筑形成的完美结合。
鼓楼的大钟直径1.4米，高2.3米，重约1500公斤，被誉为天津的“钟王”。此钟用铁铸成，铸工精细，造型古朴。钟体都是阳铸浮雕，钟钮铸成交尾双缡，片片鳞甲清析可辨双缡的两个头和四只脚，连接着钟体，另四只脚互相抓攀，弓身欲吼。钟肩倒覆莲瓣二重，沿钟身周围分隔成八块长方形框格，上下两层。钟的腰部铸着云龙和折枝花卉连续纹样，作为装饰。钟口八个莲瓣的凹处，各铸一个八卦符号。从铁钟的下框格间所铸“衮（究）州长老院”五字可知，此钟原为建于宋朝元佑年间的克州长老寺的东西，最晚铸于明末清初，是后来移到天津鼓楼悬挂的。这口大钟现在放在邃园回廊的水泥座上，虽然不能撞响，但仍是一件铸型精美的艺术品，可供人们观赏、联想。
天津鼓楼-文化发展
天津鼓楼商业街前牌坊
新建的鼓楼位于天津老城厢中心。重建后的鼓楼宏伟典雅，青砖墙面，白玉栏杆，飞檐斗拱，碧瓦丹楹，油漆彩绘，雕梁画栋。鼓楼及周边的商业街，既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新的旅游胜地。
新建的鼓楼商业街全部为仿清建筑，占地约20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以新鼓楼为中心的鼓楼广场，长宽各81米，作敞开式设计，周围分南街（天津风情街）、北街（古董珠宝街）、东街（精品购物街）等几个部分，具备旅游、购物、娱乐、展示、休闲等多项功能。街内还建有天津传统民俗博物馆。格格府便是其中之一，此馆为天津出生的香港商人臧秀云女士投资修建的私人博物馆，坐落于天津鼓楼南街，占地1.9亩，由两进四合院组成，四合院之间由箭道连接，是典型的晚清时期天津风貌民宅建筑。因其曾是清光绪年间和硕格格在天津的居所，故名格格府。
和硕格格本名裕德龄，1886年生于武昌，其父裕庚为清庭驻日、法使臣，其母为法国人。裕德龄自幼随父旅居国外，精通八国外语及外交礼节。1903年，17岁的德龄随父回到北京，不久和妹妹容龄一起作为御前女官为慈禧太后做翻译工作，由于深得慈禧喜爱也因为外交需要，裕德龄被封为和硕格格。1907年，裕德龄与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撒迪厄斯?怀特结婚，并随夫去美国，从事写作，笔名德龄公主。代表作有《紫禁城两年》、《清末政局回忆录》等。抗战期间，裕德龄追随宋庆龄在海外从事爱国救亡运动，为给抗日军民筹集经费和物资做出了贡献。1944年11月22日，裕德龄在加拿大死于车祸，享年58岁。
史料记载，1904年秋裕德龄偶然听到慈禧与荣禄的谈话，得知太后欲将她许配荣禄之子巴龙，裕德龄满心的不愿意但她深知慈禧的脾气，逐向光绪皇帝求救。光绪便以春节临近，让裕德龄去天津替自己为太后办理西洋年货为由，把她派到天津，以此拖延赐婚日期。1905年，其父裕庚患病，裕德龄便由天津直接去上海陪伴父亲，再没回宫。
格格府博物馆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过程中保留了院落原有的格局，地砖、墙砖、门窗等。前院及后院的东西厢房作为展馆，设瓷器、字画、珍宝、青铜器、格格起居、杂项6个展区。一期展品包括春秋蟠龙纹圆鼎，战国时代措金带钩、扣环，雍正熊窑(俗称胭脂红)珐琅彩盘等，共计258件，集中展示了臧秀云女士20余年古董收藏的精华，其中不乏从世界各地回购的中国文物。
鼓楼还与周围的广东会馆、上仓门口教堂以及临近的食品街、古文化街、估衣街等老天津景观串成全新的旅游观光路线。
鼓楼商业街为十字型，东起城厢东路，西至城厢中路；北起城厢中路，南至城厢中路。呈大鹏展翅之雄姿。该街以青砖瓦房的明清建筑风格为主，主体2至4层，高低错落，犹如一首节奏跌宕起伏的乐章。整个布局分为三部分：北街为北方古玩城和黄金阁艺术市场；东街为精品购物街；南街是以天津传统民俗文化、商业及餐饮为主的东方不夜城。其景观风格为传统味、文化味、天津味、民俗味、现代味相互融合，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亲和力。
其人文景观表现在牌匾、楹联、店招、店幌、灯饰、霓虹灯、灯箱等的设计上。牌匾以横匾为主，其间点缀竖匾、异形匾、如扇面匾等。黑底金字红章和本色木绿字红章表现出古朴典雅、庄重大方的特点。楹联也多采用上述形式。字体有真、行、草、隶、篆、汉简、魏碑等多种，有的还请名家题写，很少用印刷体字和黑体字。店招和店幌，分文字、形象、实物、象征四类。各种灯饰、灯具、挂灯、灯笼等富有传统特色。灯笼主要采用中式串灯和宫灯、圆灯笼。灯箱以方灯箱为主，配有传统花饰木棂如万字不到头、云纹、回纹、棋格等。霓虹灯虽为现代灯饰，但突出中式图案，如传统的吉祥植物、动物、器物、符物等。
现凡节假日或农历新年鼓楼都会不定期举行具有民族特色的交流会，如台湾小吃街，风味小吃节。
五大道简介
具体范围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与南京路交口以西长方形地区内的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地区，共有22条马路，总长度为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
五大道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占地面积60多万平方米，总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被公认为天津市独具特色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五大道浓厚的历史感也是特有的，五大道地区作为近现代天津历史的一个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多少近现代名人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幢建筑里都蕴含着故事，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包括大总统曹锟、徐世昌以及北洋内阁六位总理、爱国人士张学铭、起义将领高树勋、20年代短跑世界冠军李爱锐、美国31届总统胡佛、国务卿马歇尔等上百位中外名人曾居住于此。
五大道现在仍保持着幽雅别致安静的风貌，来到五大道会让我们远离了喧闹的浮华世界，象走进安静的万国建筑博物馆。
五大道之马场道
马场道是五大道地区修筑最早、最宽、最长的马路。19世纪末，英租界董事长德璀琳在佟楼“养牲园”一带修建别墅和赛马场。此后在马场以东修了一条通向赛马场的道路，这就是今日马场道的前身。路长3.2公里，宽约20米，并设街心花坛。赛马场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毁。1901年，英租界当局对赛马场进行了重建，同时对旧有的道路进行了翻修，并将这条道路正式命名为Race
Course Road，即马场道。 马场道121号小洋楼，原为英侨学者达文士居住，称“达文士楼”，这座典型的西班牙花园别墅，是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坐落在马场道上的还有原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学院。北疆博物院是中国早期博物馆之一，创建于1922年，建筑为平面“工”字形，具有罗马建筑风格。工商学院建于1925年，主楼三层带地下室，外檐大块蘑菇石墙面，曼塞尔式瓦顶，圆形大钟，为法国罗曼式建筑风格。
五大道之睦南道
睦南道，长2.08公里，有风貌建筑74幢，名人故居2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道路两旁绿树掩映着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漫步其间，使人感到路、房、树的空间尺度恰到好处。
睦南道20号为孙殿英旧宅。建于1930年，为三层带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馆，颇为豪华气派。24号为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旧居，建筑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28号的罗马柱廊意式公馆为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李叔福旧居，李曾任天津殖业银行经理。50号为张学良二弟张学酩旧居，红砖清水墙，坡瓦顶，具有英国庭院别墅风格。
五大道的由来
五大道的发展是随着天津近代化的步伐发展起来的。从城市发展的悠久历史意义上讲，天津是一个年轻的城市。鸦片战争以前的600余年，天津由一个普通的军事寨堡和漕粮运转中心，发展成为运河北部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繁华的
“畿辅首邑”，在开埠以后的几十年里，又迅速成长为工商业大都会，这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系统中是不多见的。当时之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可以起到“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作用，正所谓“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天津特殊的政治作用——护卫京都，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大事都和天津有关，正如近人金钺在《天津政俗沿革记》序中说：“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划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北京条约》签定之日起，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同时也出现了外国租界。到二十世纪初，天津先后出现了九国租界，成为近代中国租界最多的城市。各国租界侵占时间，最长的达八十余年，最短的也有十几年。从城市发展阶段来看，天津被迫开放，从此天津从传统期步入转型期，也就是由一个封建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工商业港口和贸易城市。
五大道所体现的是天津这个城市骨子里的气息。虽然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出天津的地域文化，但无疑，这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天津城市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而天津的人口聚集在天津城市的发展过程以及文化形成过程中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古代天津人口有两次大的聚集过程，一次是在明永乐初年天津建卫设城后，调有官、军二籍充实城卫，这些人在天津定居后，繁衍后代，构成了天津城居人口的主要部分。另一次是在清代康雍年间。这源于天津城市经济的发达，吸引了大批外地人口来这里定居。
近代是天津城市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天津城市人口发展的高峰期。在20世纪后的20多年内，天津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经济职能迅速增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日趋完善和发展，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促使天津城市人口的剧增。1925年天津市区人口超过百万。
大量迁移人口的到来，也给天津带来了各地文化，使得天津的社会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都极为复杂。天津原本的传统文化根基因为大量的迁移人口和港口地理极易受到冲击，并不深厚。天津近代的城市文化更是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特点。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互相冲击、渗透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乡村文化与市民文化互相融和的产物。租界这个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到本时期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民国以后，租界内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租界与华界的进一步结合以及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西方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就传统文化而言，尽管天津的传统文化基础并不十分深厚，但是直到本世纪为至，它对城市文化结构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来自北京的文化影响。20年代，频繁来往于天津的清遗老遗少和军阀们便是传播这种文化影响的一个主要媒介。另外，来自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北农村的大量移民，使内地乡村文化随之不断汇入城市，并逐步演变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文化艺术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形形色色的文化流派，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纷纷出现，或流行于一时，或存在于一隅，形成多种文化并存的复杂结构。新文学与通俗言情、武侠小说并存，话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虽然存在，但观众甚少，而同时，各种各样的改良音乐也不断出现，如将经过修改的昆曲做为新式婚礼的专门乐曲，用丝竹乐队演奏西洋音乐……总之，近代天津音乐文化的特征是多种形态并存，相互渗透、影响。这也恰如当时的天津文化一样，多种形态、多种理念并存。
五大道建筑文化
五大道和小洋楼是天津的“城中之城”。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影响，在近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天津开埠以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天津建立租界。早期天津洋楼，是学香港和印度的结构和造型，用中国建筑材料建筑成砌体的。紫竹林教堂、望海楼教堂、大清邮局等都是这种“洋楼”的代表。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英国和各国商人纷纷在当时法国打通的
“中街”和英国的“维多利亚路”两侧建筑洋行、商店、旅馆及其它公共建筑。汇丰银行大楼和开滦煤矿大楼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近代中国几多峥嵘岁月，几多铁血纷争，几多战火硝烟，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清王朝覆亡了，清室的遗老遗少们来到天津；北洋军阀江山轮流坐，大大小小的政客们携家眷也来到天津租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任何势力都不可能也不敢把触角伸到外国租界，于是这里便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安全岛”。而他们所建的花园别墅和西式住宅，便被统称为“天津小洋楼”。
但在实际上，天津那么多小洋楼的主人中洋人却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是中国人出资盖的，其中商人、企业家并不多，最多的是倒台的皇族，下野的总统，失势的督军，落魄的官僚。这些人从全国各地携巨资来到租界，盖起了洋楼，虽然失去了天时，但总算占了地利，交通方便，可进可退。而这正如时人所评论的：“津埠密迩京师，交通便利，十里洋场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为安乐地。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从小洋楼昔日的社会身份来说，它为上层社会所拥有。由于小洋楼的地带——租界的权利独立于皇权之外，它便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优越的、神秘的、深邃难测的空间，重大事件的后台，世外桃源与世间桃源，那些形形色色特殊人物的种种幕后活动与隐私，填满了这里的各种各样曲折而美丽的建筑里。这些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千奇百怪的房屋，其中许多都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棋子。
从建筑意义来讲，各种各样的小洋楼本身就是一座“万国建筑博览会”。这些小洋楼的建筑风格从古典复兴式、罗曼式、哥特式、巴洛克风格、新艺术派、折衷主义、摩登式，直到当代后期摩登主义，依稀可辨，又都带着天津味儿。由于多国租界并存，天津的建筑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如袁乃宽奥租界金汤二马路宅邸，其建筑风格具有尼德兰建筑的特点，角亭又吸取了意大利建筑特点；载振英租界39号路的“庆王府”占地七亩多，共有房120多间围绕着中央大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外檐用中式青砖砌筑，楼房四周设有西洋列柱式回廊，富有欧洲风味。大楼东面的小花园，有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六角凉亭。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小洋楼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溥仪在天津“拉拢过一切”他“想拉拢地军阀”，而他的客人则“只要拿着‘联络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以进入张园”。特别是从一九二六年起，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溥仪的“门客更是有增无减”。“静园”不静，也就是在静园，溥仪和文绣离婚，后又被土肥胁持到东北当了伪满的皇帝。段祺瑞号称“北洋三虎”之一，1926年来天津居住，后来又搬到日租界宫岛街的寓所，而1924年段祺瑞曾在这里与张作霖、冯玉祥开过“天津会议”，没几天他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是日租界，距离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比较近，又经常有日本军政官员来访，并不是一个清静的场所。这些发生在小洋楼里的故事，给天津的小洋楼赋予了神秘的历史文化色彩。
五大道历史名人
天津五大道历史风貌建筑区已有近百年历史，是天津“小洋楼”最为集中的地区。该区占地137公顷，现有异国风情风格的各类历史风貌建筑400余幢，享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五大道历史风貌建筑区有以下明显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居住区功能的完整性和规划理念的先进性。强调居住环境舒适。整体规划布局合理,路网布置和道路尺度、配套设施（如：医院、学校、教堂、花园、体育场等）体现先进设计理念。第二个特点是建筑风格的多样性。该区内房屋具有哥特、巴洛克、古罗马、折衷主义、中西合璧等多种建筑风格。第三个特点是居住在此的近代名人多。据统计，居住在五大道的各界名人近百位，有爱国人士张学铭、起义将领高树勋、20年代短跑世界冠军李爱锐、民国总统徐世昌、曹锟等。
蔡成勋（1871—1946），字虎臣，行伍出身，直隶天津县人。1900年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912年升任陆军第一师师长。1917年冯国璋在南京代理大总统后，被封为绥远特别区域都统，成为直系骨干。1921年5月14日靳云鹏正式任国务总理组阁时，蔡成勋任陆军总长，至1921年12月25日被鲍贵卿所取代。1922年6月15日，蔡成勋奉曹锟命，率部接江西督军陈光远的班，节制全省军队，并于当年9月2日正式上任江西督理一职，直到1924年12月14日免职。1922年蔡成勋还任将军府将军，为五名济威将军之一。蔡成勋还两次兼任江西省长一职。第一次是李廷玉于1922年10月4日离职后，蔡于当日自兼省长。第二次是1923年12月11日暂兼省长职，直至1924年12月1日被免。
蔡成勋辗转返回家乡天津后，在英租界五大道盖了寓所和祠堂，过上了寓公生活。他不仅在房地产及实业投资上下了些功夫，在慈善事业上也进行过投入。他是1931年天津市慈善事业委员会委员，1931年天津市救济水灾委员会干事，记录档案中均以蔡虎臣名义出现。
坐落于旧英租界新加坡道即33号路（今和平区大理道1号），是当年蔡成勋的寓所和祠堂。该建筑是一座公馆式建筑，中西合璧建筑风格。院落宽敞，围墙高阔，朱褐色大门有一种豪华和森严的气派。院内的主楼即寓所为三层砖木结构的西式建筑，风格为法国罗曼式。建筑面积达2100平方米，楼正门两侧为对称式，楼房外檐为青砖墙体，以白色窗楣为饰，楼房的第三层配有凸出檐的平台。
主楼的内装修也是中西特色兼具。楼内是大开间型，各居室功能不同，均为硬木地板、护墙板，楼梯也是硬木质地。其中一楼的隔断墙有红木落地透雕隔扇，月亮门造型，属精雕细刻的罕见精品。进入楼内的突出感觉是典雅高贵和豪华安适。
陈光远（1872-1939），字秀峰，直隶武清（今属天津）人。在天津租界的北洋寓公中，是首屈一指的百万富翁。他19岁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武卫右军队官、北洋常备军军政司总务处总办、步队统领、北洋第四镇第八协统领。1918年冯国璋代理总统后，他被任命为江西督军，与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合称长江三督，是直系军阀的重要骨干。1922年被免职，来天津作寓公。在天津，他通过亲家龚心湛在北洋企业中大量投资，购买了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公司、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厂等企业的股票，约计100万元左右。1939年8月，陈光远病故于天津博罗斯道寓所（今和平区烟台道62号）。
陈光远寓所位于和平区大理道48号。是一所大门楼、高台阶、欧式现代风格建筑。黄色硫缸砖墙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二层凸出于三层，二层上有一大型露台，三层楼顶有一八角凉亭，建筑风格独出心裁，端庄气派中透着豪华壮观。
鹿钟麟（1884-1966），字瑞伯，西北军著名将领，二级陆军上将。自北洋新军学兵营与冯玉祥相识后，随冯戎马生活近四十年，成为冯的主要助手。鹿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有“鹿小鬼”的绰号。在“北京政变”中，率部先行入城，不费一枪一弹，仅三天就控制北京全城。接着，带领军警等二十余人，直入清室，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废为平民。北伐后，曾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次长及代理部长、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部长等要职。冯玉祥和蒋介石闹翻后，鹿钟麟从北京回到天津，过着隐居的生活，直到天津解放。
鹿钟麟故居坐落于和平区大理道18号。建于民国时期，为一座砖木结构，红瓦坡顶，坐北朝南的英式二层楼房。该建筑为高台阶，圆拱形大门。院中树木茂盛，整体布局美观，朴实而幽雅大方。现为居民住宅。
王占元(1861—1933)字子春，山东馆陶人。初读私塾，成年后投身卒伍，后被选送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历任淮军哨官，新建陆军工程营队官，第七营管带，以后累升新军第三协协统。1911年任第二镇统制。辛亥革命后，“镇”改称“师”，继任师长。1913年率部调往湖北，因镇压“二次革命”有功，1915年晋级壮威将军。1916年授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袁世凯死后，任湖北督军，一度兼任省长。1920年任两湖巡阅使。1921年直奉两系争权矛盾日趋紧张，国务总理靳云鹏召集曹锟、张作霖、王占元等三巡阅使商讨时局于天津，时称“四巨头”会议。同年因湖北境内多次兵变，再加湘鄂战起，鄂军败北，被迫辞职，匿居天津。1922一1924年两次直奉战争，企图东山再起，终以直系失败而未果。后回天津从事工商企业活动。先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济南、馆陶等地购有大宗房地产和私人住宅，在天津万德庄、东马路、估衣街、南市、河东、旧英租界等地有出租房产三千多间；并投资于纺织、面粉、金融、电力、煤矿等企业。如在中国、交通、盐业、金城等银行均有巨额投资。在天津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庆丰面粉公司、三星面粉公司、华北制冰厂以及敬记、永顺兴、乾祥厚等茶庄也拥有股份。
王占元在津几次迁址，上世纪30年代居住在英租界博罗斯道(烟台道畜产公司)，现该房已改建。大理道64--70号3幢格局—样的英式混合结构楼房，是王占元为其3个儿子建的，但在他故去后的1940年建成。每幢楼平面布局为非对称式，首层的前方突出部位为半圆形玻璃花厅，其上前部为阳台，2层屋顶上则探出混凝土制大凉棚，阳台后半部为局部3层居室。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海军士官生。亲睹甲午覆师、威海易帜之辱，奋然立教育救国之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严修之聘，教其子弟，遂与严修成为天津最早提倡民办教育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兼教盐商王奎章家馆。光绪三十年（1904年）随严修赴日考察教育。归国后合并严、王二馆，办起一所中学，定名“私立中学堂，1907年校名改为“私立南开中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伯苓代表直隶赴美参观渔业博览会并考察教育。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南开新剧团”。1917年他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并考察私立大学组织设施。翌年回国，与严修等人在南开学校南面洼地建大学部讲堂（即南开大学），1919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正式成立。1923年在现南开体育场南端成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在南开四马路成立南开小学。1929年去欧美国家考察教育。1936年在重庆沙坪坝建南渝中学。
1937年7月29、30日，侵华日军炸毁南开大学，并占领校园，学校被迫南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校务委员会常委。1938年任国民参政员并选为副议长，1945年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他在重庆迎接解放并慨然要把重庆南开中学献给国家。1950年春，张伯苓希望北归；张伯苓在抗战胜利后返回天津时，先后住在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72号（现为天津市无线电六厂）及和平区南海路5号（现为1号）。1950年9月15日，张伯苓夫妇回到天津，与三子张锡祚一家租住大理道87号（现为和平区大理道39号）。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突患脑溢血，23日下午谢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