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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中的矛盾：忠实、科学与艺术 如此说来，必须确立“忠实”作为一种主观姿态的重要性。但这却并不意味着矛盾可以就此得到解决。相反，它只是又把我们带到了矛盾的起点：作为客观标准的“忠实”(步骤1)与作为主观姿态的“忠实”(步骤2)之间的对立。如何达到两者之间的统一或者尽量统一是翻译理论所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人们为此付出许多努力，可它总比想像中的更为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就像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永远推不。上山顶的那块石头，给人精神上—种经常不断的压力。从这个角度看，对“忠实”标准的摒弃便显得像是企图以退却回避矛盾，从而摆脱重压，取得彻底自由的悲剧性努力。称之为“悲剧性”，是因为抛弃了“忠实”，也就敲掉了翻译这门学科的基础，持论者自己也就将患“失语症”：所有关于翻译的批评都将失去其特殊性，无以别于阐释学、创作论或其他什么理论，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称自己谈的是翻译呢?
作为主观姿态的“忠实”之所以具有价值，就在于它必须向作为客观标准的“忠实”靠拢，使两者尽量重合，使阐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复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理论上说最好的手段便是科学。
一种较为极端的艺术论主张尽量发挥译入语语言、文化的优势，使翻译成为“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竞赛”。翻译艺术似乎不需要多少束缚，甚至不妨拥有自己独立的标准，于是就有了“音美、意美、形美”的“三美”说。当然，即使作为创作论，“三美”的标准也不一定具普遍性，在翻译中是否到处适用就更值得考虑。但问题的焦点是，翻译中艺术的本质如何?它真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标准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趋向于一致：翻译的艺术与创作的艺术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不可能捆有独立的艺术标准，而只能以原文为指归。“神似”说如此，“化境”说亦如此。所谓“译者得矫揉造作，对原文亦步亦趋，以求曲肖原著者的天然本来的风格。”⒗或者：“我们所说的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也只能是有限制的、受制约的再创造。……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不能脱离原著限制规定的范围。如果说“竞赛”这个词正确地强调了艺术所要求的再创造，这也不是一场公平竞争，因为译者必须以原作的马首是瞻。 “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所以翻译艺术的任务是模仿。如果说卓别林的模仿者甚至可能超过卓别林本人(这仍然值得讨论)，这种“超越”也必须表现为对卓别林艺术本质的逼近，模仿者不可以掺进自己的东西或把卓别林变成别的什么人。 这种说法从理论上看当然更为全面：它既引进了再创造的机制，使翻译成为可能，又充分考虑到原著，使翻译不至丢掉“忠实”的目标e好的翻译就体现为两者的完美结合。但这里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这种结合可能达到吗?艺术的生命就在于个性，在于其特殊性、独创性，把这些都阉割掉它还能有多少作为?艺术能否既自由飞翔又与科学精神保持一致?或者说它能否同时又在天上又在地上?人们常把翻译艺术比为“带着镣铐跳舞”，其意一方面强调翻译所受的严厉束缚，一方面强调高明的译者仍可战胜束缚创造出优美的艺术。但在这两层意思上这个比喻都可能使人们对翻译艺术的矛盾本质产生误解。翻译不同于创作，翻译过程也不是征服束缚取得自由、取得个性高度发展的过程。在翻译中原文并不是“镣铐”：既不可消极地视之为束缚人的桎梏，也不可把它作为仅供衬托的道具。它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着主控作用，时时要求维护它的权威。唯其如此，才使翻译艺术面临深刻的矛盾冲突。 看来“公平竞争”确是一个诱人的选择。可我们已看到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同时它也带给翻译这样一个悖论：离开艺术翻译将一事无成，可艺术又意味着背叛，对忠实的背叛。换句话说，为了接近原文，我们必须背离原文。越是成功的译作，其艺术越为精湛，那么它与译入语语言形式、文化就越是融合无间，译者个人的渗入成份就越重，它与原文的距离也就可能越远。傅雷“高老头”中译本艺术上的成功使它比别的译本可能更接近原文，但同时正是这种成功使我们有理由说它不是巴尔扎克写的。 以上讨论显示，证明“忠实”目标对于翻译的重要性、科学及艺术手段必要性的过程也就是揭示它们之间矛盾的过程，它一步步使我们认识到这种矛盾的错综复杂性。 “忠实”是翻译概念中的必有之义，但从一开始它就感到它的对象飘忽难定。它注定要经受“该忠实于谁”这个问题的折磨，要把阐释学中所有的纷争、困惑都上演一遍。
艺术似乎能够帮助科学完成它的任务，然而它的手段是引进差异、叛逆。而这恰恰是科学精神所不能容忍的。 科学与艺术之间这种虽然互相依赖却又互相排斥的关系是科学论与艺术论之间长期争论的根源。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论者的各执一端，不及其余。争论双方不但各有其道理，而且各自道理中都隐含对另一方的否定，承认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对双方都意味着承认翻译内部包含难以调和的矛盾。就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它必须正视“忠实的手段是叛逆”这个事实，即使是有限的叛逆；而艺术论则必须接受“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艺术”这个痛苦的悖论。 翻译中蕴含的所有这些矛盾吸引了许许多多人们为研究它付出努力，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理论上的难题，许多被斥为“已经把我们折磨了不知多少遍”的“陈词滥调”。理论出于其内在逻辑的要求，当然要坚持不懈地建立一种体系，使所有矛盾都能在其中得到解释，但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简单地降低“忠实”的要求，使其成为一个可选项，付出的代价太大。另外一个极端是割断手段与对象的任何联系，堕入完全的不可译论，可是这不但在理论上没有意义，也为实践所不容许。还有一种倾向是建立翻译中“艺术创造性与科学忠实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做法貌似深刻，却很容易流于浅薄皮相，结果可能只剩下一具思维定式的空壳，却把翻译中科学与艺术的矛盾本质掩盖起来。我们不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例如它们都是为了实现“忠实”的目标；也应该承认两者之间一定程度的互相依存关系，但它们并不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由于一些外在因素一翻译的“忠实”目标、其对象的特殊性质等一而产生了联系，这样在理论上它们就有可能矛盾多于统一，互相排斥多于和谐融合。例如，如果一篇译文单独看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它必然得益于许多科学因素，描述这种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得上关于辩证统一的整套术语，但是从翻译科学的角度看这篇译文却仍可能因为没有做到忠实而是一个失败。不妨这样说，翻译中存在着两种科学，翻译的科学和一种类似于创作中的科学，前者可以包容后者，但却不像后者服务于艺术从而与之处于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之中。它以忠实为其最高目标并因此更多地外在于艺术。正因为如此，翻译理论“割裂性”地沿着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不同方向发展才能各自取得目前已有的成就。探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大有收获，但不能把问题简单化，否则无以解释理论界何以会有长期激烈的争论。 最后，正是因为翻译中这些错综复杂矛盾的存在才给了各种理论发展的广阔天地，也奠定了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基础，使它在和语言学、阐释学、批评理论等许多学科息息相关的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将成为这个人文交响乐中一部永恒的变调重奏。 1．翻译标准难题何以久攻不克? 2．何谓立体思维方式? 3．具体翻译标准不可能只有一个 4．翻译标准多元化 6．翻译的最高标准是最佳近似度 8．翻译标准系统中的可变主次标准问题 9．多元翻译标准的互补性 10．多元互补翻译标准的实际意义 小 结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关键词：翻译研究、新发展、代表作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Seen from Three Representative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进展迅速。如果说西方译学研究在60和70年代的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语言学的快速发展的话，在近二十年里，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人类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广义上的语言学等均对翻译学科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参见Gentzler
本文旨在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译学研究代表作的考察，来看西方翻译研究新发展的一些特点。这三本著作分别为巴兹尔·哈廷姆（Basil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不仅致力于将对比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而且注重通过翻译研究来检验和丰富这两个语言学派。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仅仅将语言学模式当作工具的译学研究。该书证明“在进行对比分析时，若不以话语为基础就无法达到完整。同样，缺乏对比基础的话语分析也难以达到完整。翻译则为语言对比提供了最为适用的研究框架。”(Hatim
二
总的来说，该书展示了译学研究中历史描写方法的主要特点和作用。它揭示了译者在特定情景语境下的种种不同译法，挖掘出各种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此外，还在实际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具有一定普遍性和指导性的翻译程序、翻译方式、翻译原则以及研究参数。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仅对一些问题作出了揣测性的回答，不少结论也带有推测性。这反映出历史描写方法难以克服的一种局限性：今天的翻译研究者在探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翻译时，难免会遇上缺乏确切“事实”或第一手资料的障碍，故只能根据已知情况作出种种推测性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往往不乏洞见和启迪意义。
三
与此相对照，当这一过程以阐释符号为重点时，注意力就从翻译对等转到了如何帮助符号（原文）发展这一问题上。译文作为阐释符号，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原文不断生长。皮尔斯说，“倘若一个符号不能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发展得更为充分的符号的话，那么它就不是符号”（Gorlee
总的来说，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有两大长处。一是综合了各种与翻译有关的语言符号理论，将之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可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二是借助皮尔斯等人的有关理论，为考察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将翻译视为一个旨在帮助原文不断获取新的生命力的进化过程。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不注重实际分析，该书的理论探讨有一些脱离实际之处。这是该书的一大弱点，也可谓译学的纯理论研究或大或小的一个通病。
Gentzler, Edwin.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Hatim, Basil. 1997.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ulpke, Erika. 1991. “Cultural Constraints: A Case of Political
Censorship.” Kittel, Harald and Armin Paul Frank, eds. 1991. Interculturality
and the Neubert, Albrecht & Gregory M. Shreve. 1992. Translation as
Text. Kent: Nord, Christianne. 1991.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Theory, Methodology,
Shen, Dan. 1995. “Review: Interculturality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Translation.” Shen, Dan. 1996. “Review: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Babel Shen, Dan. 1999. “Review: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Babel 45:185-188.
而这一切独特性都构成了译诗的困难。“读诗难，写诗难，译诗更难。”因为翻译就涉及将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是读诗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作中获得尽可能与本国读者一样多的共鸣、震惊和美的快感。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拿唐诗英译来说，唐诗是我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高。很多唐诗，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它不知勾起了多少异乡游子的思乡愁肠。诗中的“月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月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纯洁的象征，人们常常用“皎洁”来形容月光之亮；同时，月光又蕴涵着另外一层深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月亮是故乡的化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难怪冰心在美国求学时最不忍的就是看到天边的一轮满月。然而，月光（moonlight）在英文中却没有这层深意，相反，在英国的俚语中，该词有乘黑夜逃跑之意：e.g.
1) Before my bed 应该说Arthur Cooper的译文基本上做到了对原诗内容的忠实，或者说达到了“意美”的传递，但却未能做到形式上和音韵上的和谐统一，即形美和音美。他把原诗四句拆成八句，而且原诗固有的由平仄和尾韵构成的很强的音乐感完全荡然无存了。相比之下，许渊冲的译文则更好地传达了原诗的“形美”和“音美”： 2) Abed, I see a silvery light, 许渊冲在他的《谈唐诗的英译》一文中指出，翻译唐诗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③但在他看来，“三美”之中，最重要的是“意美”，其次是“音美”，再次是“形美”。我认为不无道理。由于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以及语言所携带的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要想百分之百地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音美”。汉语和English/">英语有很大的不同。汉语是声调语言（tone
正读：池莲照晓月，幔锦拂朝风。 又例如乾隆题在鼓浪屿的上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而能对出下联“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的，也只有才子纪晓岚了。同样，英文里也有绕口令，如：“The
至于“形美”，也是诗不可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形”主要是指诗歌的体裁方面，或者说诗歌的格律。唐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是按照一定的格律来写作的，主要分为律诗和绝句两种。律诗在字句方面，每首限定八句，五字一句为五言律诗，简称五律，七字一句为的为七言律诗，简称七律，绝句亦然。除去节奏和用韵，唐诗还讲求对仗，即要求上下联词性相同，词义相对。如“昔”对“今”，“日”对“月”，“上”对“下”，“出”对“入”等等。这一点恐怕再高明的译诗高手也得“望洋兴叹”了吧。另外，由于汉语少有词汇的曲折变化，而词性的转换频繁。例如“上”，可以作动词，解释为“去”，也可以作形容词，与“下”相对，还可以作副词，用在动词后，如“爬上山顶”。而English/">英语的词性转变远不及汉语灵活。这一切都构成了译诗的困难。苛求字字对应，除非硬译，那就免谈了，因为那样译诗法，简直就是糟蹋原诗。
真正的译诗，在我看来，就是努力用另一套语言系统来再现原诗的“意美”，或者说“诗境”。这一点较之“音美”和“形美”来说，相对比较容易办到。因为“意美”指的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即“语言背后的语言”。不管人们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文化背景有多么大的差异，人们对于自身以及对与世界的认识过程还是相似的，是共通的。这才使得翻译成为可能。音乐之所以被称之为世界的语言，正是因为它跨越了语言的障碍，以直接的方式打动人们的心弦，引起听者的共鸣。而诗歌的真正音乐是它的诗意。一首好诗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和感慨。如马致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多么凄美的意境！又如王籍的“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多么恬静的画面！美国诗人庞德（Pound）不懂中文，却深深被中国唐诗的意境所打动，发起了新诗运动，开意象诗之先河。从他的诗中，我们不难觅到汉诗的踪影。如他的代表作“In
William Blake 在“To See the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中这样写道： To see the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这首诗与中国宋僧道灿的重阳诗句：“天地一东篱，万古一重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⑥看来不论古今中外的诗歌有多么大的差异，其真正的灵魂——诗意是共通的。“身无彩蝶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大概，就是谓此吧。 总而括之，译诗之难，难于上青天。要做到“音美”，“形美”和“意美”三者兼顾是很难的，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相对来说，音美最难传达，形美其次，而意美再次。而在这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意美，因为它是一首诗的灵魂。真正的译诗，应该努力用另一套语言形式来忠实地传达原诗的“意美”，或者说“诗意”。正如同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样：“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最后，我想引用莎士比亚的Sonnet
So long as ma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注 释 美车哲学教授H.P.Grice在他的Meaning一书中把话语的意义分为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一、英汉习语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朱光潜先生在《谈翻译》一文中说：“外国文学最难了解和翻译的第一是联想的意义……”，“它带有特殊的情感氛围，甚深广而微妙，在字典中无从找出，对文学却极要紧。如果我们不熟悉一国的人情风俗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文字的这种意义就茫然，尤其是在翻译时这种字义最不易应付。”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要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方化现象。我们经过归纳总结认为，英汉习语所反是非曲直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存环境的差异 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English/">英语是spend
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夏天常与酷署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英国的夏季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
2、习俗差异 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这种动物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意：“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尽管近些年来养庞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而在西方English/">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English/">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在English/">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在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如Good
4、历史典故 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形成的习语，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等等。English/">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如Achilles’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二、英汉习语翻译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关于翻译标准，中外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到张培基先生提出的“忠实通顺”；从瞿秋白的“等同概念”，到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Eugene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这种译法在西方人眼中无疑失去了那种淡淡幽怨之韵。因为缘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采温煦、和暖。这样的直译扭曲了中文的文化意境。
It’s a warm wind, the west wind, full of birds’ cries;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此译文中的西风无疑是个让人迷惑的意象, 与整诗抒情的怀乡基调不符，显得形容突兀。而在英国的文化环境下则恰到好处。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 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wrence
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 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
“I bet you, what you dare I can,” says he. “All right,” says I, “go ahead.” “George Jaxon—then now,” says he.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暨南大学外语学院 摘 要：进行国际商务English/">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文化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2）颜色的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 ，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 — 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基础理论；阐释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consists only of translation principles without concrete methodology and it can not be applied to practical translating.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account to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probes into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makes convincing exposition of it by using relevance theory so that it enriches its content. Key words: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basic theory; exposition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涉及三种文本：原语文本、译者的图式文本和译语文本。对于原语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辞功能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是产生理想的图式文本的关键。而正确把握原文的认知图式又是正确理解原文修辞功能的基础。理想的图式文本来自原文的认知图式，来自对原文作者的修辞意图的准确把握。在这个图式文本的基础上，产生怎样的译语文本，除了修辞功能等值之外，还应该考虑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一、 功能翻译理论简述 （一）、 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 根据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学术报告和出版的专著，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简述如下： 1、 分析概念段（conceptual paragraph，具有明确主题意义一个或多个自然段）和句子的修辞功能，使修辞功能的形式重现，从形式的等同中求得功能的等值，意义的等值，这种翻译叫做功能翻译。翻译应该是在修辞功能等值的前提下，遵守“信、达、X”规范；文体不同，翻译的目的不一样，X不一样。（张梅岗，《中国科技翻译》，1994，（3）；刘重德，《三湘译论》，湖南出版社，1995；周笃宝，《中国翻译》，2000，（2）） 2、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修辞形式等同和功能等值的一致性，修辞是手段，是形式；功能是修辞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是内容的总和。修辞包括概念段内和句内的修辞，即语言语境的修辞，也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用语境的修辞。（《科技English/">英语修辞》，1998）换句话说，在概念段和句子中，语义、语法和语用三者合为一体表达修辞功能。 3、 功能是靠结构（structures）来体现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四种符号元素（词、词标识、词序和语调）构成。语言结构（constructions）的认知图式与其他认知领域的认知图式类似，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构成语言因果网络。概念段贯穿了一条主题链，或称因果键。这条因果键是命题或语言事件构成的，也是它们的概念化的参考点。（《中国翻译》，1998，（5）此文已被美国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 Culture收录，网上。） 4、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认知图式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作用，各种普遍结构和特殊结构的认知图式越具体、越丰富，对翻译研究和实践的能力就越强，是译者形成图式文本的基础。 5、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过程是个斡旋推理过程，因果链是逻辑推理的基本结构，利用已知信息，对非语言要素（如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修辞功能进行判断，产生正确的推时结论。（《英汉功能翻译》，1999） （二）、 功能翻译理论的方法论 我们用修辞功能等值的原则来看待翻译和翻译研究，自然有正确理解原文、翻译表达的一整套与此相应的方法论。这是功能翻译理论最突出的地方。由于功能翻译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因此本文只能概括一些基本的、主要的方法加以研究。 1、概念段的主题认知法 首先，把原文文本划分成概念段，研究概念段的主题思想，找出连接标志，抓住概念段的因果链（《科技English/">英语修辞》），把握语言的功能取向和对概念段整体内容的正确理解。 2、功能分类法 根据功能分类语言学（Functional Typological Linguistics）把English/">英语分为五大类修辞功能：描述功能、陈述功能、定义功能、分类功能和指令功能，每大类功能又划分出若干小功能，然后与汉语进行分类功能对比研究，探索译的规律。例如，English/">英语陈述功能（陈述部分）总是放在句首，而汉语则置于句末。（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2000，（5）；《中国科技翻译》，1998，（1、4）） 3、图式研究法 根据图式理论，研究和比较原语和目标语的各种结构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例如，English/">英语的SVO句、SvoO句、SVOC句和被动句等各种句子的结构图式。与目标语的结构图式比较，研究发现它们的翻译规律和方法。（张梅岗：《中国翻译》，1994，（1、5）；《英汉功能翻译》1999）值得指出的是，用认知理论去研究结构图式尤为重要。请看下面两句： （1） The policeman caused Mary to die. （2） The policeman forced Mary to die. 这两句的结构完全是一样，只有动词的语义不同，而第一句是符合逻辑的，是正确的，第二句不符合逻辑，因而不正确。从这种SVOC结构的认知图式看，主语总是表示原因的，OC表示结果，V主要起连接作用，使之构成符合语法的句子。Force是“逼迫”之义；既然policeman已经成为“Mary to die”的原因，何需再加“逼迫”。根据认知图式理论，必须对结构的主语、谓语、宾语和补语等的内部结构和语义，加以具体分析，才能正确把握句子的功能。 4、积木切分法 形象地说，语言是由积木块和子句构成（张梅岗，1994；William Croft，1998），运用语言就是摆弄“积木”，因为子句一般而言离不开积木。积木包括名词、合成名词、名词性词组、名词化结构等。除了专有名词和具体名词，积木一般都有内部结构，而且，它们的内部结构都是句子。一个句子成分的表层，表示一个句子意义的深层内容，这对翻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译出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即内在意义。 5、事件切分法 语言是由事件构成的因果网络，根据认知的基本规律和语义原则，必须把事件从因果网 络中切分出来，使之概念化。切分的基本方法是研究事件的内部结构，即时间结构和因果结构。必须分析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相互的因果作用。（《中国翻译》，1998，（5））事件的切分非常复杂，是翻译过程理解和表达的关键。 6、逻辑推理法 逻辑学的研究有助于译者对所译段落真正意义的确定。一切句子的存在都有其先决条件，在句子模糊不清的地方，译者不得不确定其先决条件是什么。（纽马克） 语言是个因果网络，句子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任何一个句子都具有背景信息（已知信息）。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求得未知信息，并符合逻辑地用目标语言表达。（《中国翻译》，1995，（6）；1996，（1）；《上海科技翻译》，1993，（1）；《英汉功能翻译》1999） 7、概念转换法 原语言表达的概念转换成目标语言表达的概念，是翻译的概念化过程，这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一般而言，翻译不只是概念的正确转换，还必须涉及原语的修辞环境，作者的修辞意图，即修辞功能。但是作者的意图，或语用意义是在句子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受修辞的语言环境的影响。因此，翻译还必须考虑话语的动态意义。翻译单位的择定与所译的文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原语的语码的概念意义，能表达充分的语境效果，即修辞功能，“积木”则成为概念的主要载体，一般目标语言有对等语，自然成为理想的翻译转换为单位，常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果原语的语码意义不能充分表达语境效果，则必须考虑整个概念段的语言环境和修辞意图，以句子或称小句（罗选民）为翻译单位，一般用意译法。 8、直译法 在功能等值的原则下，语码的语义意义能产生等值的语境效果时，应“直说还它直说，比喻还它比喻，在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保留了言语上的差异。”（冯世刚，《翻译通讯》，1982，（2）保存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特色，“不妄解原文的字句”。即用符合译语规范和习惯和对等语再现原文的全部意义。有时，归宿语言中没有的，而表达功能所必需的，即使生搬硬套出发语的词语和句型也视为正法。例如： （1） He walked at the head of the funeral procession, and every now and then wiped away his crocodile tears with a big handkerchief. 他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还不时用一条大手绢抹去他那鳄鱼泪。 这句译文把原文作者的修辞所要达到的目的，即“猫哭老鼠”，体现得淋离尽致。 （2） 你不明白，给你说也是“对牛弹琴”。 You can’t comprehend it, If I explain it, that is “to play the harp to a bull”. 虽然English/">英语中“throw pearls before swine”也有“对牛弹琴”之义，但它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达不到原语的修辞功能。 9、意译法 在功能等值的前提下，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没有保存言语上的特色，例如不保存原文的修辞形式和民族特色，词有增减、重复、词性和句型有转换、语序有颠倒、句子有拆、有合、正说和反说互变等译法，应该视为意译。我们把改换法（省略、借用等）、变通法（意译、意译加直译、全不译等）都归为意译。因为这些方法的本质是共同的，过细区分，实用性不大，没有必要。例如： （1） Her mother’s pride in the girl’s appearance led her to step back. 她母亲看看她女儿，非常得意，所以特地倒退了几步。（张谷若译） （2） 他又说，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农业科学研究、教育和技术推广、人才培训和智力开发。 The money in foreign currency, he added, should be used mainly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agricultur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10、 传统继承法 中国的翻译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算起，有一千七百多年。第一篇论翻译的文章是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悠久的翻译文化传统值得继承。怎样继承，值得研究。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从宏观上作了比较详细的探索，归根结底是围绕“信、达、雅”做文章。对翻译的论述，大多是文艺翻译家们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不乏真知灼见。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成为后人奉为译事的楷模，视为金科玉律。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和功能分类语言学等对翻译理论产生根本性质的影响。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传统翻译理论在翻译的文字表达上的论述非常精辟，而且有理论依据，即建立在对比语言学基础上。由于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传统翻译理论的许多翻译表达方法如增译、省译、重译、反译、拆句、合句等都是实用的。翻译包括两方面，“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傅雷）“领悟”更重要。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理解原语言的方法和理论没有系统地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在继承的同时，必须对传统翻译理论加以检讨，才能建立符合翻译规律的理论体系。（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周笃宝；2000，（2）；《上海科技翻译》2000，（2）） 二、 功能翻译理论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笔者对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功能翻译理论建立在现代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分类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和逻辑思维学的基础上。 理论，是指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某个知识领域里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成为体系。它是在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形成，随实践而发展。功能翻译理论是以修辞功能等值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在翻译实践上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一）、 功能翻译理论的认知 什么是功能？“功能就是意义”（胡壮麟《外国语》1998，（3））。意义是什么呢？根据系统语义学观点和概念语义学，意义就是命题的内容。词表达最基础的概念，词构成子句，子句表示命题。命题的集合，构成了话语，成为因果链（T.Givon,1998，美国俄勒冈大学）。由此可见，功能就是命题的内容，就是意义，就是修辞产生的目的；命题是形式，是手段。换句话说，功能是命题手段所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功能是由形式来体现的，“形式指事物内在要素的结构和组织”。 “内容指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内在要素的全部意义”。李奇（G. leech）教授在《语义学》（semantics）（1983年第二版）第5章论述了翻译等值的概念，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完整地表达原文的交际值（communicative value），在第2章描述了译文和原文交际值等值的七个方面的意义：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含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感情意义（affective meaning）、附带意义（reflected meaning）、词的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第2-第6又叫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 翻译，做到这七个方面的等值，就是理想的译文。意义上等值的翻译，也就是功能等值的翻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前辈王宗炎教授早在1981年就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在作用上最适当的译法，也就是在意义上最适当的译法，”“在功能上与原文不对路，从整体看来，就不见得忠实”。（王宗炎，1981） “形式等同”、“功能等值”，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和形式”，“内容总是某种形式的内容，形式总是某种内容的形式”，“同一种形式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体现不同的内容”。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形式是由修辞功能、修辞技巧、句型结构等构成的。其中决定因素是修辞功能，因为修辞功能决定修辞技巧、句型和句子结构，甚至许多语法现象也只能从修辞功能上才能得到解释。”（《论EST的功能翻译》，1994）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功能翻译理论把概念段的语义、语法和修辞紧密结合，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突出修辞功能的重要性，功能靠形式体现，靠结构体现。功能等值的翻译首先必须突出考虑概念段内的语言语境，然后从修辞功能的角度研究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用语境。因为修辞功能受词义、句子的语法结构和语用意义的支配。句子里每个词的义值由本句的上下文所决定。根据Van Dijk的宏观理论，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意义对概念段的功能也会产生重要作用。 （二）、 功能翻译理论的阐释 功能等值的翻译理论，我们用关联理论也可以得到正确的阐明和解释。建立在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基础上的关联理论是一种认知语用学理论，是从语用学相关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发展的。下面我们再用关联理论来论证功能翻译理论的正确性。 关联理论的定义：关联是命题（proposition）同语境（context）集合Cl-Cn之间的关系，关联是命题的基本特征，是命题对语境的关系。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定义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定义有两层意思：第一，“语境的集合”就是指有明确主题的概念段，关联就是这个概念段的一条意链；第二，命题本身具有关联性，是这条意链上的一小段。这一思想与功能翻译理论关于具有明确主题意义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段为概念段，且有一条主题链的思想吻合。 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强调，任何一个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最佳关联。“交际行为”是什么？就是一个语言事件在时间结构上按内部时间展开，在因果结构上扫因果逻辑展开。我们可以说，事件具有最佳的关联性。而且功能翻译思想阐述了“积木”理论，认为“积木”是组装了的语言单位，即“积木”的内容结构是个子句，关联性最佳。 关联理论还认为，关联性之间与语境蕴含意义（context implication）相关联，认为语境蕴含意义不是命题本身的产物，而是命题与语境集合相结合而产生的含义。我们的“修辞功能等值”认为，交际功能涉及语义和语，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双方交际的参考事件是语义的范畴。交际双方根据语境情景调整各自的语言，符合语用意义。就书面语言而言，根据写作目的的要求，使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描述语言事件，达到预期写作意图，实现修辞功能。翻译让原文和译文在“修辞功能”上等值，除了语言语境之外，自然还必须考虑原语言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用语境。 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进行的特殊交际形式，只要交际一方的意图为另一方所认识和理解，这就是翻译。关联理论下的翻译的“交际效度”的权重最大，其次是“信度”等其他要素。那么，“交际效度”是什么？就是交际功能，即修辞功能等值的权重最大。“因此，句法意义、修辞意义、句子的联想意义和语义学方面的意义都得服从修辞的功能意义。修辞功能的等值是最高的等值。”（《英汉功能翻译》，55页） 关联理论认为，关联与推理（inference）有着密切的关系，指出话语理解过程主要是个推理过程，其中关联判断（judgment
of relevance）对于推理结论的形式起着重要作用。功能翻译理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并论证：语言是个因果网络，概念段贯穿了一条因果主题链。阐明怎样抓住这条链，进行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参见《因果链的研究与翻译》，《中国翻译》1998，（5）；《科技English/">英语修辞》，1998）
关键词： 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研讨；中国译界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ummer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in Beijing and the topics discussed at the symposium, which include the new approach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It also discuss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eaching; Symposium; Chinese translation circle 盛夏时节，来自全国翻译界和教育界的约170名莘莘学子与24位名闻遐迩的翻译家和教育家汇聚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进行了一场几近军事化的学术对垒和教学切磋。在短暂的十天时间里，学员们蓄势待发，情绪高涨，教员们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与传统的学术研讨和教学模式大相径庭的新路向，给中国翻译和教学界注入了一种新的理念。 一、关于翻译研究 翻译的学术研究之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学术名篇“The Nature of 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写的社会各阶层强加给学术的悲哀在我们的传统学术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学术要关注什么？学术研究要引领何种潮流？学术如何突破世俗樊篱修成正果？这是真正钟情于学术的人们所注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次讲习班的过程中，被中国译界的同仁们作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诠释。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和学界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主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此次与他的同行刘和平教授一同出现在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作为组织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比如说，对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观点。刘先生认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汉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English/">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English/">英语标准语言的一种追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观点令学员们困惑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策略要与汉译英有所不同？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认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过程的作用。他认为，对待不同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内地的许多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现象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过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大名家——许渊冲和江枫。许先生以二十世纪可能改造未来人类面目的伟大成就克隆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先生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就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先生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必要的常识”为主题，对许渊冲先生的“新译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沸腾的场面让广大译界同仁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有时也会“硝烟弥漫”！问题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诠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启示。 二、关于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一直就是中国译界的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关于翻译教学的讲题在此次讲习班课程中覆盖了1/5。内容涵括了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教学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绍的“香港浸会大学的翻译教学模式”与内地的翻译教学相比有很大区别。香港的翻译课程设计针对性很强，比较注重市场需求和实际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学中的理论渗透，也依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论教育。课程设置已进入系统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励“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知识。这种模式，为一向崇尚“以教师为中心”的内地教学界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在口译教学方面，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刘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刘和平还以三组学生生动的口译演示为例，说明了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生理解和接受意义的思维过程，而非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她的这种“渔生鱼”的教学理念引起了口译人员和教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另外，从来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蕴德的交替演示和来自广外大的冯之林的Powerpoint软件包的演示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内主要外语院校的口译教学模式，并欣喜地发现，统计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已逐渐地渗透到翻译教学与研究当中。 三、反馈中的思考 这次讲习班带来的另一种理念是：以教带学，以学助教，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为了提前发现问题，以不断完善未来的办学方式，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张“调查表”，内容主要是以翻译教学和本次办班模式为主，这一设计与学员大多为高校教师的情况不谋而合。 参加本次讲习班的学员共约170人，其中来自全国高校的副教授、讲师占大多数，另有少数各行各业的外事翻译和在校博士、硕士生。反馈回来的有效调查表为125张。虽不是100%的准确，但这一反馈数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现象。 从统计数据的分布情况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仍以笔译教学为主，口译仍未达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师素质而言，50%的人从教时间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从未参加过翻译教学培训，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培训问题已成当务之急。翻译的课程设置失衡，课时偏少，每周4小时以下、6小时和8小时的比例为4：2：4。在翻译教学手段上仍显落后，虽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学中逐渐引入了磁带、录像带、VCD、powerpoint或多媒体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从未使用过电教设备。在问到“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您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有九成以上的学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学员们普遍反映，现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口译教程》等市场出售的教材和自编教材，两者使用的比例为2：1。这一情况，与1996年南京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上反映的问题相吻合。这说明，五年来，中国翻译界和教学界仍未把教材建设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种不正常的“执著”引起了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的高度注意，他们正在酝酿在不久的将来物色得力的专家编撰崭新的教材，给中国学界填补这一空缺。相信热情的学术界会同心协力，共助这一力作早日铸成。 这次讲习班的帷幕在军科院的军号声中隆重开启，又在军号声中徐徐降落。对于精心策划的组织者——《中国翻译》编辑部来说，他们又在琢磨新的培训将如何更加切实有效、更加周到细致。而对于学员们来说，讲习班的丰富和精彩、紧凑和有序、务实和高效，带给了他们终生难忘的回忆。来自湖南的印晓红认为，此次学习，就犹如“站在一个巨人肩上，俯瞰译界众多理论和实践的一次大讨论”。广州的蔡若蘅用十分感性的语言说：“味道好极了！有‘恨晚’和‘胜十年’之感。以后若有机会，当然还想来！”而来自合肥的任静生更把这次“高品位”、“大容量”有荟萃比做一道“精美的精神大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立意要做“中国翻译的合格嫁衣”的《中国翻译》编辑部，一定会把这件嫁衣越织越美。就像学员们送给带病坚持战斗的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中国结”，新的培训班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岁月的变迁，织入更新更浓更美的中国情结。 关键词：隐形；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文学；关系 Abstract: The author’s invisibility, or the unfaithfulness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Why is the translator dissatisfied with the “formal equivalence” between word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ill the author of the source text be invisibl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invisibility and the translator’s visibility?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how does the notion of invisibilit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pursui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author attempts to fin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by employ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Andre Lefevere’s views on the influence of poetics, ideology and patronage on the produc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author’s invisibility; poetics; ideology; patronage; translated literature; 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 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 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 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 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 Isles of 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胡适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胡适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It was even twy light when he entred the cittie of Antium, and many people met him in the streets, but no man knew him. So he went directly to Tullus Aufidius house, and when he came thither, he got him up straight to the chimney harthe, and sat him downe, and spake not a worde to any man, his face all muffled over. They of the house spying him, wondered what he should be, and yet they durst not byd him rise. For, ill-favoredly muffled up and disguised as he was, yet there appeared a certaine majestie in his countenance, and in his silence: Whereupon they went to Tullus who was at supper, to tell him of the straunge disguising of this man.（十六世纪English/">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 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 of the house spying 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 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 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 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 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性爱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裸体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 me dido ten cheira, tes sathes age.”直译：If he doesn’t give his hand, take him by the 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 If any do not give his hand, lead him by the nose (By William J. Hickie 1902). ② If they don’t give a hand, a leg will do. (By A.S. Way 1934) ③ If hands are refused, conduct them by the handle. (By Douglass Parker 1964) ④ But if they won’t give you their hands, take them and tow them politely, by their…life-lines. (By Patrick Dickenson 1970) ⑤ Take them by the hand, women/or by anything else if they seem unwilling. (By Dudley Fitts 1954) (Lefevere, 1992a: 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 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 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田汉、夏衍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田汉、夏衍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田汉、夏衍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 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 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 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推翻，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 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 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 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 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 J. 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 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 stage of continued life) (Benjamin, 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Lefevere, 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 or 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 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 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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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ranslating [J]. Meta, 1999,44(1): 78-100.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描写性研究 Abstract: Nida’s ideas on transl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His recent statement－”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will sure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reasons for Nida’s change of views on translation. It will also give a re-evaluation of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ion practice; descriptive study 一、 奈达思想的转变及对我国译界的影响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他已发表了40多部专著，250余篇论文。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他的功绩在于：1、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2、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3、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 （周仪、罗平，1999：32-33）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奈达本人对其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发展，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改与深入，这是理论研究的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即可看出，奈达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在对待翻译学的态度上。1964年奈达在其著作“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翻译科学的旗号；在1974年，《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见张经浩，《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笔谈》中，奈达正式宣布“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从最初首先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可谓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鉴于奈达在中国译界乃至世界翻译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他的思想转变对译学理论者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对奈达的思想转变作以详细的分析，找出造成奈达本人放弃理论及翻译科学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则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就等于后院着火，自己乱了阵脚。本来这样一项工作应由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做，不过笔者迫不及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当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还恳请译界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二、 奈达思想转变的原因 1. 对翻译理论作用的认识偏差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哲学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目前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作品、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译学理论来具体分析一下。在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中，翻译学被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张美芳，2000）在他看来，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西文翻译理论家图瑞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改造世界”。（陈德鸿、张南峰，2000：126）这里所说的“改造世界”显然指的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无用论”关键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译理论与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理论分离开来，把翻译理论的作用等同于应用理论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难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吗？众所周知，当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数学，但数学中也有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之分，其中理论数学是应用数学的基础，但对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无直接的指导作用，不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它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杨自俭，2000）的翻译学更是如此。 另外，“奈达在阐述自己提出的新观点时，较少涉及具体的翻译技巧问题，而较多的涉及翻译中的语言学、风格学和修辞学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对翻译的普遍原理作进一步的探索”。（谭载喜，1991：79）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因此他现在过多的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 似乎是有悖于他的初衷的。 2. 屡次强调单一的翻译准则 奈达最初的研究认为，翻译研究应“采用描写性而不是规范性方法”（谭载喜，1983：51）。通过描写得出的原则本身就应是开放性的。而非规范性。但在《笔谈中，奈达却一再认为别人所说的准则都是规范性的，如他说“……大多数专业译者屡屡违反理论家们定下的许多规矩……”、“……非严格遵守不可的规矩。”显然这与他最初设定的翻译准则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翻译标准本身的描写性质也注定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描写现象范围的限制，用描写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奈达描写的现象主要集中于《圣经》翻译文本，而《圣经》是用来教育和感化人的，有其特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注重的是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情况，追求交际的效果，所遵循的原则是“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为达到这一目的，适当调节或改变形式是符合其原则的。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谭载喜，1991：273）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追求唯一的万能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因此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正坤），“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奎因，参见郭建中，2000：90-98）。杨晓荣教授主张的“条件论”就是通过对翻译标准不定性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她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文章翻译标准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每一条标准都应有其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况。目前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其实如果将各自所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许多争论就会不攻自破。 3. 过多强调和依赖语言学的作用 《笔谈》中他讲道，“要想翻译好就得多学语言学，其实不然。”首先笔者不清楚奈达先生说的“翻译好”指的是“翻译理论好”还是“翻译实践好”。不过不管是指哪一种，我们都要首先认识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单凭语言学知识去搞翻译研究是不行的。“我国一位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已经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因为翻译与语言除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还有毫无关系的一面，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翻译过程决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语言学理论难以驾驭翻译的全过程，因而不可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郭建中，2000：107）奈达从描写语言学研究转到交际理论，再到社会符号学研究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他本人也是意识到了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局限性，所以变换了研究的角度。但在《笔谈》中他仍认为其他人从事翻译理论研究非常依赖于语言学知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提出的阐释学、目的论、结构主义及多元系统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现象做出了较为科学、客观地分析。这足以证明人们研究翻译理论不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 三、 重新认识翻译理论 1. 正确认识翻译学的结构框架及翻译理论在其中的位置 众多研究翻译学的学者几乎都谈过对其框架结构的构想。如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结构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个部分；金堤提出的翻译学分为翻译学基础理论、翻译学本体理论、翻译学专项研究和翻译技巧研究；杨自俭主张的翻译学包含翻译工程、翻译艺术和翻译学；刘宓庆的译学构想框架中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部分。范守义认为翻译学可由“基本理论”、“应用技巧”和“多视角研究”构成。威尔斯提出译学应由“普通翻译学、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描写翻译学和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应用翻译学”构成。（谭载喜，1991：283）再加上霍姆斯的“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位学者在构想译学框架时，虽然用的术语不一致，但无一例外地将理论与应用部分划分开来。在他们看来，理论是整个结构的核心部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远离实践部分；而具体指导实践活动的属于应用部分（或是应用翻译学、翻译工程、外部系统、应用技巧、应用翻译理论）。杨自俭（2000）说过，“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与应用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应用界限模糊，常常有人将理论与应用混淆起来，看不到理论的作用，进而引出“理论无用论”的说法。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理论的抽象概括还差得很多。霍姆斯也说过，“翻译研究各分支之间缺少一个清晰的界线是阻碍这一领域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Weissbrod,1998）杨自俭（2000）说，“理论核心抽象度高，独立性强，是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为早日建成翻译学，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这方面的描写与研究。 2.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为形象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先画一个简图： 翻译实践部分 应用翻 译理论 翻译理论 关键词：译语；异化；译语文化；优化 Abstract: A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ranslation is that translation should not read like a translation but should read like a work written in Chinese by the original writer. For this reason, the language used in translating, i.e., the target language, in our case, Chinese, should be standard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 In actual fact, however, the target language is a kind of dissimilated Chinese. Dissimilation is a linguistic behaviour and a cultural phenomenon common in translation work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its culture, and points out that dissimil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may be considered a confront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two languages and two cultures. A good translation provides palatable dissimilation and thus achieves optim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Optim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will be the new trend of translation in the new age in China. Key words: target language; dissimilation; translation language culture; optimization 引言 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翻译以言语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与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使读者产生隔膜，发生误会。这三种情况都与译语的异化与优化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译语变异现象的剖析来窥探译语的形态，以便正确识别与其有关的理论问题。 一、 翻译即异化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把翻译看作译语对原作的同化过程，所以在确立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时，把求同作为基点，追求同而排斥异，所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译论家天真地认为译语应该与原语对等，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翻译理论。 求同的翻译，讲究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视语言为传达意义的工具的语言本质观。 20世纪西方兴起的语言学美学，影响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20世纪的西方美学界破除了语言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这一观念，转向了语言创造并构成意义的新立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的变化，引发了语言学若干认知模式和方法论的变动，从而导致一些相关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在这种诗学潮流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和审美原则。在西方诸多新的翻译理论模式中，在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把翻译的本质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意义的可译性问题，或者从翻译理论的高度来看待语言的本质问题。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作者已死！)，而文本的意义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中产生。解构主义学者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者（读者）决定的。有趣的是，在解构主义学者那里，忠实性原则变得可有可无，译者用不着担心有人责怪他的译文不忠实，甚至可以倒打一耙，责怪原作对译本不够忠实。如此看来，博尔赫斯（J.L.Borges）的幽默（指他责怪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不无道理。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沃尔特·本亚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认为译文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与创生的关系，本来就无“忠实”可言。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在解构主义学者看来，译本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文本的再生（afterlife）。翻译不仅仅是传达原作内容的手段，而更主要的是使原作得以生存的手段。他们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来解释译作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从而把译者置于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德里达以“延异”(difference，是德里达自己创造的词汇，有区分、延搁、播散三重含义，有的学者译为“分延”)的概念来表示意义的不确定性，显现翻译的异化过程。他认为，不同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而翻译就是在“同”与“异”的纠结之中正确地表现“异”。人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认识不同语言的特定的表达方式。因此，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通顺程度，而在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 我们认为，西方解构主义学者如此旗帜鲜明地标举译语的异化，并不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从另一个角度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的揭示。 其实，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家早就认识到翻译的异化功能。《法句经序》记述的那一场关于“信”、“达”、“雅”的讨论，已涉及异化的问题。当时的译论家已注意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 实不易，并且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指出译语在翻译过程的异化。道安论翻译的“五失本”，第一条就指出“胡语尽倒”，强调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鸠摩罗什曾指出汉语与胡语在文体上的差异，批语直译派的作品“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赞宁把翻译比作将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指出译语与原语的差异。 我国古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翻译中的差异现象，说明翻译的异化是客观存在。 我国现当代学者也很重视翻译中的异化问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实际上是倡导异化。钱钟书标举化境，提醒译者不要因为中外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是针对异化而采取的对策，许渊冲针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提出“优势竞赛论”，也涉及翻译的异化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翻译活动是译者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的艺术地把握，翻译离不开异化，翻译本身就是异化。 二、 异化与译语文化 如上文所述，异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翻译行为带来的必然结果。异化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学者们的提倡或者反对。而西方学者提倡在译文中保留语文习惯的差异，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提出来的，即以“异”为美。 “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我国文坛也流行过异化（欧化）之风，亦即以异化为美的文风。不少人主张“欧化的白话文”、“欧化的国语文学”。诗人何其芳曾回忆说：“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学过汉语语法，有很长一个时期，我不大了解汉语句法的一些特点，常常以外国语的某些观念来讲求汉语句法的完整变化。这样就产生了语言上有些不恰当的欧化。”尽管当时提倡汉语欧化的作家们后来也克服了洋腔洋调的毛病，但译语对汉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 汉语的欧化（异化）主要来自翻译文学的影响，而相对于原作来说，译语的异化实际上是对原作语文习惯的同化，即传统翻译理论所谓的“直译”。译语的异化主要来自西方语言习惯的影响，同时，异化与译者所处时代的翻译审美观念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透过译例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王后：他们拿走茶具的时候，为什么你告诉他们还留下这些椅子呢？ (Why did you tell them to leave the chairs when they took away the tea?) 马格纳斯：我要在这里接见内阁。 (I shall receive the cabinet here.) 王后：这里！为什么？ (Here! Why?) 马格纳斯：那，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和斜阳会给他们一点安神的效果。在这里他们对我“讲演”，不能像在屋里那么容易。 (Well, I think the open air and the evening light will have a quieting effect on them. They cannot make speeches at me so easily as in a room.) 王后：准是那样吗？罗伯特问过布讷计斯，在哪儿学的，能讲演得那么漂亮，他说“在亥德公园”。 (Are you sure? When Robert asked Boanerges where he learnt to speak so beautifully, he said ”In Hyde Park”.) 马格纳斯：是；可是那里有听众刺激他。 (Yes; but with a crowd to stimulate him.) 王后：罗伯特说你已经驯服了布讷计斯。 (Robert says you have tamed Boanerges.) 马格纳斯：（略） 王后：你不会因此得到感激。他们以为你只是戏弄他们呢。 (You get no thanks for it. They think you are only humbugging them.) 这是老舍先生1956年翻译的肖伯纳的剧本《苹果车》里的一段。老舍是我国当代最具有艺术表现力的作家之一，他的English/">英语水平也超过一般译者，按照常理，他的译语应该和他的创作语言一样，传神，生动，凝练，读起来琅琅上口。但从上面这段译文来看，我们很难相信它出自老舍先生的手笔。对照英文译文，我们不难发现，老舍的译语在造句时尽量靠近原文。正是因为要和原文贴切，他才把Why did you tell按照原文的词序译作“为什么你告诉”；在“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一句里，除了“斜阳”在字面上与原文略有出入之外，其余部分几乎都能与原文相对应；其他句子也尽量保持与原文的一致，因而显得有些不自然，不大合乎汉语口语的习惯。第一句话，如果译作“他们刚才来收拾茶具，你为什么要他们还把椅子留下？”不是更简练一些吗？最后一句You get no thanks for it译作“没有人会因此感激你”，似乎更符合汉语口语习惯。 老舍是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熟知戏剧语言的特点，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按照汉语文学语言的要求，把肖伯纳的这个剧本译得更符合汉语习惯呢？朱光潜先生读过老舍先生这部译作，认为老舍是耍惯了大刀耍不开匕首。果真如此吗？ 我们认为，老舍之所以放弃生动活泼的汉语戏剧语言，而采用上文所展示的那种苍白无力的译文，是受了“求同”观念的影响。就翻译的哲学而言，以“信”为本是中国翻译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产生于汉代以后的译经活动，因为译的是“天书天语”，译者的态度自然格外的虔诚。所以“信”字当头，不信则为异端，其中委屈不由分说。长期以来，求信求同，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忠实”与“创造性”之间，人们更看重的是“忠实”。久而久之，形成中国特有的译语与译语文化。 译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翻译诗学的潮流。在中国，译语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这里所说的译语文化（有学者把目的语所在地的文化称为译语文化，与我们所说的译语文化是不同的概念），是指我国自有翻译活动以来所形成的与译语有关的审美观念和译学风气，它包括一定时代的审美标准、欣赏习惯、表达方式等等。译语文化对译者及其译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定时代所流行的审美观念、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对译者的译风的影响。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译学风气中从事翻译，鲁迅和老舍也不例外。译学风气影响到译者的审美标准和表达方式。其实，老舍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是认真负责的、富有才华的译者，他们的译语与他们的创作语言之间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受了译语文化的影响，是译者在一定的翻译诗学潮流中的必然表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处处忠实于原作，其主体意识处于压抑状态，较少考虑如何使译语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 我们这里所指出的译语文化对译语的影响，实际上 是文化语境与译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把影响译语的生成、同时又反过来为译语所影响的总的社会历史性的语言情境称为译语文化语境。译者在一定的译语文化语境中从事翻译活动，他受到文学翻译的审美惯例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过去或当时的有关文学翻译的审美规范（其中包括文学翻译的审美理想、艺术法则、表达方式等），同时受到翻译活动内部的矛盾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使用本民族的文学语言表达外语的内容和形式时，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汉语的习惯去遣词造句，这就产生了译语。译语是译者在原作语言的土壤之上，在同原作对话的艺术氛围和文化语境里创造的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译语带有原作语言的某些色彩，但又与原作的语言形式有很大差异。译语在母语中生存，既受到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又受译语文化的影响。 译语文化对翻译观的影响直接在翻译效果上显现出来。就翻译观来说，大致可分为译而不作、译而作、译即作三种。译者在这三种状态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由压抑到自由，但始终没有摆脱译语文化的影响。罗新璋先生《释译作》一文对这三种情况做了透彻的分析，指出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对译作效果的影响。这里借用两个译例来看看翻译观对译语异化的影响： 译例1： 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创伤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国去。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的教育的狭隘和她幼年生活的诸习惯。这样的就是这位女人的历史，她生于世界之中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她生来是为的很辉煌地做妻子和母亲，可是她既无丈夫，更无子女，又无家族。 （穆木天译） 译例2： 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这便是欧也妮的故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子女，又无家庭。 （傅雷译） 穆木天是个诗人，其使用汉语文学语言创作的能力不在傅雷之下。但是，从以上译例看出，翻译观左右着译者的翻译方式。穆木天译而不作，把翻译视被动的模仿，认为“译者永远地是感到像一个小孩子跟着巨人赛跑一样，”所以他在翻译中故意压抑自我，从而最大限度地张扬原作者的灵性，其译语相对于规范的汉语便发生较大程度的异化，以致于读起来不像读汉语，倒像读外国小学生学习汉语的作业。相比之下，傅雷的译文要灵活自由得多。傅雷的翻译观重神似不重形似，译中有作，其译语最大限度地接近汉语的语文习惯，异化的程度较轻。 译语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传统势力，它像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左右着每一个译者的审美意识和表达方式。译者要摆脱传统观念，就需要理论上的照亮和创新意识的指引。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发展，正在迫使我们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传统不得不变，因此规律、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实际上作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译语的异化是异国语言和文化对汉语的侵蚀，我国固有的语文习惯在外语语文习惯的冲击之下不断地相机破例，作出妥协，所以，一开始，译语与汉语语文习惯的某些差异可能会给读者的感官造成审美障碍。这种障碍久而久之又被人们所习惯，变成新的审美趋势。人们在阅读外国翻译作品时，那种由译语的异化造成的情调给人以美感。 三、 异化与优化 我们认为，译语的异化是艺术传达上的一种变形。这种“变形”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审美的需要。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看待译本与原作的关系时，注重译本对原作模仿的逼真程度。其审美观念近似于文艺学里的“模仿说”，所以，“信”、“忠实”便成为一种审美原则。我们在上文所列举的老舍和穆木天的译文，就是这种审美原则的具体体现。可是，翻译毕竟离不开原作，译者的创造只能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原作的创造，是借体寄生的创作，超出了翻译活动的范畴。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异化和变形是有限度的。状变而实无别，躯壳换了一个，但精神韵致依然故我。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在译作里把“燕山雪花大如席”异化为“梅山雨点细如丝”，恐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能算是好的翻译。 译语的异化，有程度的分别。西方语言（如English/">英语和法语）之间在句法结构、文化内涵上差异不很大。如果按照苇奴蒂(Lawrence Venuti)的“异化”翻译观，在译作中尽可能地保留外语的语文习惯，以表现不同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译文带有异国情调，这种做法在西方也许是行得通的。可是在我国，汉语与英、法、德、俄等语言之间在语文习惯和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就大得多，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论在翻译中尽量异化，那么语文习惯的差异和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译作在汉语表达上的梗阻和文化上的“错位”，出现严复所说的“虽译犹不译”的现象。 译语的异化，有层次的高低。就审美理想而言，中外翻译家都强调译语与原语之间的透明，不露翻译的痕迹。果戈理认为译作与原作之间应该像玻璃似的透明；奈达认为，“好的翻译听起来不像是译品”(The best translation does not sound like a translation)；钱钟书指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这些审美观念表明人们对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实际上，中外语言与文化相通而又相异，相通为翻译提供了可能性，产生可译性，相异使得翻译出现困难，产生对抗性，产生译语的异化。上文所指出的原语的语文习惯对译者的约束，迫使译者在“异”与“同”之间寻求平衡，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保留原语表达方式上的某些特点。所以，好的翻译不可能听起来不像是译品，译作与原作之间不可能像玻璃那样透明，而译本读起来也不可能不像译本。这就是说，译语不可能不异化，不可能不变形。基于此，我们在确立译语生成的艺术法则时，提出“和谐性”原则，就是考虑到“和”中包含着“异”，而“同”中无“异”。 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译者把一部作品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其译语可以是浅陋的，带着浓重的翻译腔，读来佶屈聱牙，也可以是优美的、亲切的母语中带着淡淡的异国情调，像扑面的晨风给人以清新的愉悦。关键在于译者是否具有科学的翻译观和相当的艺术表现力。许渊冲先生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发现汉语与英、法等西方语言在修辞和审美效果上具有各自的优势，提出扬长避短、发挥译语优势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势竞赛论”，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模式。我们从许渊冲先生“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理论模式中借用一个“优”字，来把握译语的异化过程，避免译语浅化，争取译语的优化。 译语优化的过程，是译者在原作句子结构的束缚之下，因难见巧，在信与美、神与形、化与讹的对立中寻求和谐的过程。译者努力消除两种语言之间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可能露出的生硬牵强的痕迹，使译语的生成尽可能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 优化不是归化，而是异化，是适度的异化，或者叫做“美的”异化。 优化的对面是浅化，或者称为囫囵吞枣的异化。浅化往往是被动的译者所为。译者在翻译中缺乏创造性，俯首甘为原作者的奴仆，亦步亦趋地跟在原作后面爬行。我们透过译例可以看得清晰： Then there were sighs, the deeper for suppression And stolen glances sweeter for the theft, And burning blushes, though for no transgression. 译文1： 何况还叹息，越压抑越深， 还有偷偷一瞥，越偷得巧越甜。 还有莫名其妙的火热会脸红。 （穆旦译） 译文2： 叹息越压抑越沉痛， 秋波越暗送越甜蜜， 不犯清规也会脸红。 （许渊冲译） 同是译语，译文1的浅化显而易见。译者只是用汉语的词语传达了原语的浅表意义，并且译者缺少创新意识。这样翻译只能造成译语的浅化。而译文2的译者显然有整体和谐观念，在译语的文化语境里把握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发挥汉语的优势，追求“和而不同”的审美效果。译语在译者的艺术再创造中得到优化。 优化是一种再创造。而经过译者再创造的译文往往给人以“不忠实”的感觉。这就出现了译语对原语超越的问题（这也是翻译理论深层次的问题）。钱钟书先生曾指出，“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也。”优化的译语，与原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在审美形态上超然于原语之上，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失真，实质上是真与美的统一，达到了较高层次的优化。著名旅美翻译家思果（蔡濯堂，Frederic. C Tsai）在阐述他的“信达贴”原则时曾举以下例句，也可以说明译语异化的层次。张教授与李教授两位老先生约好时间在一家餐馆会面，临走时张教授说了一句： “Well, I’ll be there…” 译文1：“好了，我会在那里。” 译文2：“好了，到时我在那里等你。” 译文3：“就这么说吧，我到时在那里恭候。” 从以上三种译文可以看出，译语发生了不同层次的异化。译文1是典型的忠实译文，字当句对，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懈可击，但从审美效果来看，只是浅化的译文。译文2明白晓畅，是等化的译文。译文3同原文拉开了一定距离，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忠实，实际上达到了信达贴的效果，显然是译语的优化。 以上译例说明，译作与原文之间，不是简单的忠实与不忠实的关系，而是一种整体的和谐关系。“和”包含着译者的忠实的态度，也包含着适度的优美的“异”。“异”就是译者的创新。译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表现原作者的原意，译语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异化。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达具有不确定性。诗无达诂，字无定诠。西方人说，词无定义，义由人生 (words do not have meanings, people have meanings for words)，译文里加入了译者的理解和再创造，译语只能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融通和对抗中寻求和谐。译语的表达既带有译者的主观情绪，也染上了本民族文化的色彩。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译语的异化是普遍存在于译本中的语言行为和文化现象。我们研究译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澄清“信”与“美”、“同”与“异”的关系问题，以便在此基础上革新翻译观念。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忠实”，在一些当代学者的解读中被误解了，以为“忠实”可以代替一切。其实，忠实仅仅是再创造的基础，忠实的译文并不等于完美的译文。“忠实”是译者的态度，或者是一种愿望。翻译和创作一样，不但需要态度和愿望，更重要的是需要审美力和创造力。我们认为，翻译作为文学文本生成的一种形式，不是对原作的刻意模仿或严格再现，而是一种无意识的（甚或有意识的）变形和异化。富有创造能力的译者，应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超越的气势，同原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创造美的译文。 关键词： 文化翻译；文化“传真”；文化“传真”的度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 is discussed in the broad context of research on culture. This includes an analysis of the surface and deep structure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nal contact betwee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as well as the objective laws pertaining to their interaction. Facsimile of culture refers to the basic criterion of translation, one which requires that the meaning, form and styl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be precisely expressed in the translation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xtent to which a facsimile of culture could be achieved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culture; facsimile of culture 文化翻译是指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 1．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 文化“传真”在此意指文化翻译的基本原则。它要求译语要从文化义的角度准确地再现原语所要传达的意义、方式及风格。换言之，就是把原语的“形”、“神”在译语中原计原味地体现出来。由此可见文化“传真”的研究是翻译中的关键部分。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还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比如《红楼梦》中有这么一句话“……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一般认为，嫡亲的孙儿、孙女的血缘上要亲过外孙、外孙女。王熙凤这句话无疑是指林黛玉气质不凡，就像贾母的孙女一样，借此来讨得贾母的欢心。如果将这句话译成“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 Grannie. She’s more like a Jia.”这样便有贬损贾母娘家之嫌。谙熟中国传统的杨戴伉俪将这句话译为“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 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 but looks more like a Jia.”该译文使凤姐的言外之意表达得贴切到位，把中国这种封建家庭的传统意识忠实地传达给了读者。 有时即便对某成语典故的文化含义有所了解，但在翻译中不能根据语境灵活处理，也有可能达不到“传真”的效果。比如“a dog in the manger”常被直译为“狗占马槽”，但用在下面的两例中似乎就不合适了。 例一：Let me have the skates. You don’t know how to skate. Don’t be a dog in the manger. 译文：把冰鞋给我，你不会滑冰，不要狗占马槽。（此句中划线部分应该译成“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为妥。） 例二：There you are the dog in the manger! You won’t let him discuss you affairs, and you are annoyed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own. 译文：你狗占马槽！你不让他谈你的事，可他讲他自己的事你又恼了。（此句中划线部分应译为“你不干还不让别干！”才达意。） 英汉两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也会体现在语言方面。English/">英语中出现的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在我国影响极为深远的佛教文化。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词汇意象和含义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故翻译时特别要引起注意。例如Hawkes把《红楼梦》中的“阿弥陀佛”竟然译成”God bless my soul”，把上帝拿来代替佛教的无量寿佛，这很可能让西方人以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这样的译文大大地削减了中国文化内涵。又如“天诛地灭”这一成语运用“天”、“地”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但它只能适用于深受天道观影响的中国，故不能用反映基督教信仰的”God”取代。某些含异域感情色彩的词语的翻译也是一个难点。 由上可见，“文化翻译”的的确确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做翻译，而文化“传真”是做好文化翻译的关键。 2．翻译中文化“传真”度的把握 文化“传真”不仅仅指忠实原语，而且是在考虑异域文化的前提下寻求一种最佳的翻译方法。至于什么是它的“度”还没有固定的定规可循，所以如何准确地把握它的尺度还有待译者经过长期的磨砺和探索。笔者拟就双语转换的“度”这个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自己肤浅的认识。 2.1 探究词语的历史、社会背景意义及文化内涵，准确把握文化“传真” 文化翻译既要考虑历史、社会背景，又要注重那些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同中有异的词语，译者要保持清晰的思维，既要注重文化深层的蕴含，又要了解语言表层含义的异同之处。 2.1a 摆脱性忌讳和性压抑的民族心理制约 不同民族的社会风尚，伦理道德的异同，有时也使原文难以予以忠实传译。比如在法国，男女间一旦可以亲吻嘴唇，那就几乎等于可以同床共枕了。所以为了照顾民族习惯，怕有伤使用译文语言国度的风化，法国人在翻译英国小说时，将英国式父女亲嘴改为法国式父女拥抱。显然这是有异于原意的改写，不能达到“传真”效果。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这么一句话：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maid, die maiden-widowed. 受到我国几千年礼教文化干扰的前辈翻译家朱生豪把此句译为：他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此句中的“死”被悄悄地译为得体得多的“相思”，因而产生了经不起推敲的语病。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个尚未出嫁的闺女怎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要她的心上人“上我的床”呢？情感、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的90年代的翻译家方平，冲破了性忌讳和性压抑的民族心理束缚，把此句改译为：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译显然更贴近原文的本意。 2.1b 切勿被表层含义所迷惑 例如“骨鲠在喉”是有话要说，非先吐之而后快，而“have a bone in one’s throat”则正好相反，是把骨头卡了喉咙作为不愿说话的借口。又如中国成语“知子莫如父”与美国的成语“It is a wise father that knows his child”似乎形式与意义上都很相近，其实涵义相反。汉语强调父亲最了解孩子：English/">英语却用“It is (a wise father) that…”这种句型来反衬即使父亲也不一定了解孩子。再看下面的谚语：The nearer the bone, the sweeter the meat. 有人把它译成“越是贴骨的肉越香”，那就只会使人想到作为食品的肉类。这仅是对字面表层含义的理解，它真正的喻义是“slim people are more attractive than fat people.”请看下面的例句： A little skinny … for my taste, but like my ol’ dady used to say; the closer the bone, the sweeter the meat. 译文：就我的眼光来看……瘦了点，不过我老爹常说：愈不长肉愈俊俏。 有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成语也值得注意。例如：Lick/Kiss the dust （《弥加书》第七章第17节）不能冒失地译成“五体投地”或“顶礼膜拜”。该成语深层喻义是“卑躬屈膝，忍受侮辱”，其贬责之意与汉语中的“胯下之辱”略有相同之处。 以上译语例子都是注意了词语表层字面的含义，而忽略了受其文化特性制约的深层意味。 2.1c 把握原文中人物的心理特征和事物的本质特征 形神兼备的比喻在描绘人或物外观的同时，也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的精神实质。它寓神似于形似之中，使形似的比喻更具有实感。例如：He (Prebel) looked at the clock. The big second band was sweeping down like a guillotine. (Pat Frank) 此例中，秒针与铡刀在外在相似点在于其下落迅速，内在相似点在于两物——时间和铡刀——同样无情，正在逝去，而他(Preble) 应下决心的时刻却在一秒一秒地逼近。又如：Beauty is but flower, which wrinkles will devour。外观上，“beauty”和“flower”两者都很美，但最终都会被吞噬，本质上两者具有mortality（必死性）这一特点。 2.1d 找准直译、意译、注释三者的“契合点”，体现原语的文化风貌 例如：There is a mixture of the tiger and the ape in the character of a Frenchman. a. 法国人的性格混合有老虎和猿的成分。 b. 法国人的性格既残暴又狡猾。 c. 虎恶狐狡，兼而有之，这就是法国人的性格。 以上的译文C是直译和意译融为一体的最佳体现。 又如：It seemed strange that the various editors should permit such redundant flogging of dead donkey, unless perhaps they had a suspicion that after all the donkey might not be quite dead, and wished to make sure. 译文：奇怪的是，还有编辑竟允许一再鞭打死驴——重复已成定论的东西，除非他们也许怀疑驴子可能没有完全断气，想证实一下。（此句中带点的部分意译，其它部分直译。直译保持了原有的表达方式，意译体现其内在含义。） 在美国中篇小说《街头女朗玛吉》中，有一句母亲说女儿的话：An ‘after all her bringin’ –up what I tol ‘her an’ talked wid her. She goes the d’ bad, like a duck teh water. 这里Like a duck to water是个很贴切的比喻，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于是孙致礼先生把全句译为“我生她养她，叮咛来嘱咐去，她还是去做那伤风败俗的事儿，跟鸭子下水一样有瘾头。”这样的形象直译，即保持了异域文化色彩，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还有些English/">英语成语引喻了《圣经》中的人物。如果采取直译加注的话，就能把原文的喻义如实地展示出来。例如：as old as Methuselah, as rich as a Jew, as wise as Solomon。玛士撒拉(Methuselah)是《圣经》中以诺之子，据说享年969年；古代犹太人多因高利贷盘剥蓄财，犹太人（Jew）就成了富人的代名词；所罗门王（Solomon）是《圣经》中记载的古代以色列王，以智慧著称。 直译有时能保持原文的生动形象，补充或丰富汉语词汇，使译文新鲜有力，该译法在政治用语上尤为多见，如：Lame duck——跛鸭（即将卸任而未重新当选的官员）；Dark horse——黑马（原来不为人知，意外取胜的候选人或选手）；a stick-and-carrot policy——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等等。这种直译法首先应该考虑在汉语能够接受的前提下进行。 2.1e 留神带有异域感情色彩词语的翻译 不同的民族对一些具有文化义的动、植物词以及季节词的属性和特征的认识往往有异同之处 ，故而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并出现了许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隐喻现象，使英汉语中的某些词语产生了褒贬、好恶、悲欢等浓郁的感情色彩。 英汉习俗差异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某些动物的态度及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cat“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山羊”是个褒意词，而英国人却视“goat”为色鬼，淫荡的人。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四景中Mercutio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用了hare一词： Romeo: What has thou found? Mercutio: No hare, sir. 梁实秋先生把这段话译为： 罗：你发现了什么？ 墨：倒不是野鸡，先生。 hare本为野兔，俗语是娼妓之意，相当于汉语中的“野鸡”。“野兔”变成了“野鸡”，恰好又与“野妓”谐音双关，真可谓译到好处。 汉语中某些植物词喻意也很深刻。“杨柳”可喻“风尘女子”、“轻浮、无情的女子”以及妓院等，如“水性杨花”、“花街柳巷”、“寻花问柳”等。English/">英语的willow却是悲伤命运的象征。柳树的形象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是和奥菲莉和黛丝泰蒙娜的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黛丝泰蒙娜在离开人世之前唱的正是柳树之歌。 中国文化往往将“悲、凉、伤、愁”与“秋”连在一起。秋风一起，凉意顿生，便有“逢秋悲寂寞”，生出许多“幽怨悲愁”的情愫，如：蒋士“泪与秋河相似，点点注天东”；欧阳修的“夜静风竹敲秋韵，万叶千起皆是恨”等名句。而English/">英语的autumn却正好相反，它不仅没有“愁滋味”，而且常与“宁静的秋日情调”联系在一起，如“秋语、秋蛩”等；“秋声”也常有欢乐之意。在翻译中对这些色彩词语得仔细斟酌，不留意便会出现“文化失真”现象。 2.2 不要给“洋人”穿上“长袍马褂”，原汁原味地体现文化“传真” 鲁迅先生在谈翻译时特别强调要注意异国情调，也就是所谓的洋气。此处“洋气”是指保存原语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不要使English/">英语说法带上特有的中国色彩。 2.2a 字面翻译有时优于意译 例如：as gentle as a lamb（像羊一样温和），as gay as a lark（像云雀一样欢跃），as proud as peacock（像孔雀一样骄傲），as ugly as a toad，（像癞蛤蟆一样丑陋），as hard as flint（像燧石一样坚硬），as like as two peas（像两颗豆一样相像）。这样处理既传达了形象，又为译文增添了异国风情。 当然刻意追求“洋味”和“形象”有时也适得其反。 例如：With determination, with luck, and with the help from lots of good people, I was able to rise from the ashes. 译文：凭着我的决心，我的运气，还有许多善良人们的帮助，我终于得以东山再起。（此译文中舍去了凤凰焚身的形象。倘若一味强调原文的“形象”和“洋味”，直译为“我终于人灰烬中获得新生。”那就使人不知所云了。） 2.2b 避免把汉语鲜明的民族或地方色彩强加到译文中去 例如：English/">英语成语(a region)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来自《圣经》，牛奶和蜂蜜是西方人熟悉的食品，这一成语如译成汉语的“鱼米之乡”，虽然意思相近，但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了。故还是译成“物产富饶之地”比较合适。又如：When Greek meet Greek,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此谚语源自古希腊城市对马其顿国王腓及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以后常用来说明两个勇士或两支勇敢的军队发生战斗时，打斗激烈的场面。有人把它译成“张飞遇张飞，杀得满天飞”。此句中张飞是我国的历史人物，在英国并无其人，故不宜在译文中出现。此句译为“两雄相遇，其斗必烈”更彼具“原味”些。 2.2c 注意“洋味”中“土气”的处理 英译汉时不仅要保持译文中的“洋味”，而且还要特别注意“洋味”中的某些“土气”，即那些通过语法或语音变异所表现的不规范语或者俚语。这种表达法可以用来渲染人物的个性，体现人物的文化层次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等。比如： “I kept it from her after I heard on it,” said Mr. Peggotty, “going on nigh a year. We was living then in a solitary place, but among the beautifullest trees,…” “起那时俺听了消息后，”辟果提说：“瞒着她快一年了。俺们那时呆的地方挺背，前后八方的树林子说不出的最漂亮，……” 原文辟果提先生的话错误百出，说明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不是上流阶层的人物。译文尽可能地把表层结构的这一特点做了如实传达。假如把译文中划线部分改为“我听到那消息后”，“我当时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周围有十分美丽的树……”这种译文虽然通顺，但有悖于原文，原有的“土气”已丧失，不利于再现辟果提说话的口吻与神态。又如《苔丝》中有这么一句话： “O no-I wouldn’t have it for the world!” declared Tess. “And letting everybody know the reason-such a thing to be ashamedo’!” “不能，俺豁着死了，也不能那么办！”苔丝骄傲地大声说。“这样的事情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还不得把人臊死吗？” 母亲叫苔丝找一个跟她跳舞的男伴陪她上集去卖蜂窝。苔丝觉得这样不成体统，坚决不答应。原文中for the world表示强调，to be ashamedo是不规范的语言，张谷若先生的译文使用“豁着死了”和“把人臊死”等俚语，不仅同原句语体相贴，而且符合农村姑娘的语体口吻；同时也把苔丝淳朴、善良、羞涩的性格呈现在读者面前。 2.3 恰当使用汉语中的习语和规范语，以最佳的方式展视文化“传真” 文化翻译实践的过程，可以说是对原语文字与文化内容进行深刻剖析，得其义，悟其神，然后用锤炼过的译语文字将其表达出来的过程。译语不仅要保持前面所说的“原味”，而且必要时还要具有“本土味”，即采用规范的汉语和被中国人接受的习惯表达方式，否则同样也达不到“传真”效果。 2.3a 具有本土味的表达法 例如：The man is the black sheep of family. 如果把该谚语译成“那人是全家的黑羊”便会使人觉得莫名其妙，不知究意是何含义。该译文有两处错误：一是喻体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不明确；二是本体和喻体的相似点没指出，若把划线部分更换成“害群之马”，喻意就一目了然了。 还有些成语要转换喻体才能被汉语接受，比如a lion in the way（拦路虎），like a hen n a hot girdle（像热锅上的蚂蚁），The leopard cannot change his spots（狗改不了吃屎）等等。 语言的相互借鉴可丰富两种语言的表现力。汉语中已融入了许多由English/">英语直译过来的“洋味”很浓的词语。从英文的角度来说，西方人也乐意收集一些他们没有的异域表达法。比如“像同一个笼子里的公鸡”直译成英文like two cocks in the same cage是能被英美读者接受的，如再加上一句地道的英文you’ll see the flying feathers, 中文的含意是“肯定会血战到鸡毛横飞”，那么就更加形象逼真了。又如“竭泽而鱼”是译成to drain the pond in order to get all the fish，还是采用对应英文的成语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为好，笔者认为前者更为贴切。虽然它表面上似乎丢失了一点“洋气”，但能体现该成语那具有浓郁汉语特色的“本土味”。 2.3b 尽量使用规范的汉语，注意译语中的“神韵” 比如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培根的Of Studies一文的第一句话）译成“读书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得愉快的感觉，可以增添光彩及增长才干”，其意思虽然同“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王佐良译）无大异，但与原文相比，神韵味道尽失，而且还破坏了原文表层结构的三项式排比特点。 汉语的四字结构把各种语言要素和表现手段凝为一体，结构严整，蕴涵丰富，如能在译文中恰当使用，将会收到难得的修辞效果。 例如：I suppose he will be awfully proud, and that shall be treated most contemptuously. Still I must bear my hard lot as well as I can… 译文：我猜他准是傲气凌人，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有什么办法呢？只能逆来顺受了……（《名利场》）。（在该句中“凌人”是原意的引申，“逆来顺受”和bear my hard lot基本上同义，如译成“忍受我苦难的命运”则大为逊色。） 综上所述，要准确地把握好翻译中文化“传真”的度，就必须考虑这三个要素：不同语域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内容和文化心理。从宏观上，译者要了解文化的蕴含、翻译的基本理论及技巧，在微观上要仔细观察以上“三要素”的差异并且加以对比和分析，从而找出“文化失真”产生的原因。总之，只有在考虑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把“信、达、雅”融为一体，使译文“神、形”并茂，这样才能确保文化“传真”的实现，才能真正地做好文化翻译。
关键词：规范；描写；翻译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today. Following a brief description of its major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dwells on the school’s relevan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The point is made that the descriptive theory can explain the orientation of all kinds of transla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field of study and enrich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rescriptive;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研究，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如严复的信、达、雅，即用自己从翻译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浓缩成警句式的“标准”，传授给后人，让别人照着去做；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如奈达的动态对等，即利用语言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进行严格（rigorous）的描述，对翻译的终极产品进行严格的鉴定，用四个语义单位、七个核心句、五个逆转换步骤，细细地规定出翻译的全过程，用以指导翻译实践。这种种研究翻译的方法，都是“规范性”（prescriptive）的。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定出一个规范（norm），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timeless），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读者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若有违反便叱之为“不忠实”或“结构笨重”（heavy structure）、“误导读者”（misleading）等等。美国知名的描写翻译学者Maria Tymoczko认为，规范性翻译理论根源在于把翻译看作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As a language art, translation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imeless linguistic rules (which has led to a normative tendency in the theory)…）①[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翻译常常被人用一些超越时间（或译成“永远有效”）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这种做法造成了理论研究中的规范倾向）]。 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一直是翻译界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人提出过质疑。人们似乎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规范行为，统一思想，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没有了那些规范性标准，翻译界岂不要天下大乱。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翻译界早就已经是“乱”得可以。且不说直译意译之争，时断时续，绵延不断，且不说林纾的翻译到底是译文还是“译写”、庞德翻译的汉诗到底是不是翻译，就拿翻译的核心问题“忠实”来说，也是众说纷纭。夏济安翻译霍桑的“古屋杂忆”，故意把“母牛”翻成“乌鸦”，以衬托凄凉氛围，有人说译者与原作用“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②有人则嗤之以鼻，认为译文连最起码的“忠实”都没做到，③再举古爱尔兰英雄史诗厄尔斯特故事Ulster cycle的翻译为例，更是朴朔迷离。古爱尔兰语早已失传，“原文”已几乎无人可以读懂，“忠实”根本无从谈起，加上后世的译者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添枝加叶或削足适履。或增或删可以说把“原文”弄得面貌全非。但是，这些译作在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确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④说它是翻译吧。连个原文都找不到；要说不是翻译吧，它同纯粹的创作还是有点不一样。面对这些并不罕见的翻译实例，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显得苍白无力。 翻译的实践在呼唤新的理论，描写翻译理论便应运而生了。所谓描写翻译理论，用Maria Tymoczko的话来说，就是：“描写性翻译研究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以及功能的时候，把翻译放在时代之中去研究。广而言之，是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when they attend to process, product, and function—set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time and, thus by extension, in politics, ideology, economics, culture.）⑤相对于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描写性翻译理论的一个最大的重点是它的宽容。正如描写学派代表人物图瑞（Gideon Toury）指出的：什么是翻译？“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当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的语文本，不管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a translation will be any target language text which is presented or regarded as such in a target system, on whatever grounds.）⑥ 描写翻译理论根本不关心直译意译，他们关心的是把翻译语境化（to contexualize translation），也就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描写派学者经常自问自答的两个最常见的问题。举一个最新的例子。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出了两个中译本。我们的评论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分析哪个是直译，哪个是意译，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描写翻译学派却说，出了两个译本是件大好事，充分反映出中国真的开放了。⑦我们不是说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不好，而是说，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不够全面。翻译研究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宏观的角度。两者并不矛盾，两者应该结合起来，这样的翻译研究才能揭示翻译的全部。Maria Tymoczko教授把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分别比作望远镜与显微镜式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描写翻译学派的思想发端于50年代。1953年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 cFarlane）在杜伦大学学报（Durhram University Journal）上发表论文“翻译的模式”。麦克法兰在论文中指出，“否认翻译的作用，剥夺某些译法所自己叫做翻译的权利，仅仅因为译文没有作到在所有方面同时实现对等，这是一种胡批滥评，简单易行，然而又是随处可见。”⑧麦克法兰引用理查兹（I. A. Richards）在英美新批评重要著作《文学批评原理》中的话指出，对于同一部作品常常同时有不同的读法。由此可以推断，“我们决不可以认为有唯一的翻译；由于（原文）有不同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会从中产生出不同的翻译，这些翻译也许都是翻译，但没有一个翻译是‘理想的’或‘真实的’翻译”。麦克法兰进一步指出，意义既然如此复杂、如此不可琢磨，我们便不可能从中得出准确翻译的绝对标准。他争辩道“我们倒是需要一种与此不同的研究翻译的方法。这种方法接受现有的翻译，而不去理会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翻译，这种方法从研究翻译的性质中获得灵感，而不是让翻译从事它办不到的事情。”⑨遗憾的是，麦克法兰的话当时没有引起译界的注意。 直到60年代，麦克法兰的观点才终于有了响应者。他们是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美国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mes）以及一批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其中包括列维（Jiri Levy）、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与米科（Frantisek Miko）。他们感兴趣的课题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翻译在学史中的地位、从风格与题材角度对翻译与原文的区别进行描写的方法，翻译同其它平行文本（metatext）相比它的区别性特征。然而由于列维（1967）、波波维奇（1984）的英年早逝，捷克学派不久便销声匿迹了。不过，这些学者在生前与后来成为描写学派主力的以色列学者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以及佛莱芒语学者、卢纹（Leuven）大学的何塞·兰博特（Jose Lambert），当时正在安特卫普一所翻译学院任职的凡登布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以及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有过接触。他们的观点，多多少少影响了这批后起的学者。 描写翻译学派理论的形成要归功于三次小型的系列会议。它们分别于1976年在卢纹（Leuven），1978年在特拉维夫与1980年在安特卫普举行。这三次会议的论文集奠定了描写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并产生了一批骨干分子。这些学者都是大学教师，有文学研究的背景，对比较文学与文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描写学派在8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翻译研究》，（1980年版，1990再版），《对文学的摆布》（1985，论文集），以及斯奈尔弘比（Mary Snell-Hornby）的《翻译研究》（1988）都是这个时期有影响的理论著作。90年代，兰博特与图瑞创办了Target杂志，借助于这个阵地，描写翻译学派的文章大量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学派的队伍中来。同时，这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界扩大翻译研究的作用、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进入9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与列夫维尔主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为明显标志，翻译描写学派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学者们开始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研究，权力、摆布是他们的主要议题，他们的研究另外还涉及女性主义与后殖民。千禧之年的2000年，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召开了有200人参加的翻译研究模式研讨会，当今描写学派的活跃人们几乎全部到会。会议显示，描写学派还在蓬勃发展，还有不少学者已在开拓新的领域了。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退出了这个学派。 描写学派的功劳在于给予各种各样的翻译以正确的定位。避免了由于规范性的翻译标准而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以及无谓而又无止无休的争论。描写翻译学派对翻译有两个基本的认识。一个是翻译的“不完整性”（partiality），就是说你不可能把原文百分之百统统翻到译文中去。在这个基础上导出描写学派的另一个认识，即任何翻译都经过了译者程序不等的摆布（manipulation），因此同一个原文会在不同的译者手里，会在不同的的时代出现许多不同的译文。这儿要特别强调的是，描写翻译学派并不想完全推翻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他们是想解构（deconstruct）传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当中的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提出批评，而不是想摧毁（destroy）传统的翻译理论。毋庸讳言，规范性的翻译标准是有它的作用的。它给出了从论者角度出发，翻译应该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它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它总认为自己的标准是唯一正确的，并想把它的应该范围推广到天下所有的翻译上去（如奈达之于动态对等论），或者总有别的什么人想这样去做（如后人之于严复的信达雅论）。然而它却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承认世界上实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翻译，其中有符合这种规范性标准的，但是，同时也有不少翻译是不符合这种标准或者不完全符合这种标准的。规范性翻译标准的另一个不足是，它把自己局限在语言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把翻译仅仅看作是一种语言艺术。而不太考虑文化的大环境。即使涉及到了文化，最终的目标还是落在了具体的翻译技巧上，过分专注于翻译技巧的钻研。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脱离不开直译、意译之争。描写翻译学派则恰恰相反，它十分宽容，只要你说得出现由，也不管这种理由以传统的眼光看过去是多么地“荒唐”，某个文本就可以被认为是翻译。描写翻译学派的兴趣不在语言上，它试图探讨翻译的起因以及翻译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只要稍加注意，世界上这种处于“边缘”地位的翻译是不少的，这种边缘翻译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格特（Ernst-August Gutt）的一个例子也许能说明这一点。 在德国的Travemunde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间有滚装渡轮定期航班。船上有一种旅游手册，以德、芬两种文字书就，并排排列。它与一般的双语材料相比有许多独特之处。首先，原文与译文的身份不明，不知是先有的德文文本还是先有的芬兰文本；其次，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目的港的风光，这一部分在两个广西不是互为翻译，芬兰文本为芬兰游客介绍德国目的港的风光而德国文本则为德国游客介绍芬兰目的港的景点。⑩用描写学派的观点衡量，这当然是翻译，因为它符合交际当中关于关联（relevance）的要求。否则要是一味地按“原文”“忠实地”直译，必然会使一半的读者觉得“译犹未译”也，也就起不到翻译的作用了。翻译，同时还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与文学规范制约，而揭示这种关系，也是描写学派很感兴趣的课题。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原文： Lumber and boat and junk yard. The bare behind of industry, its dirty underwear, so beautifully disguised by winter. 11 译文一 ： 还有木材，小船和废物场。这里是工业荒凉的后院，这些是它的残破的内衣，一切都被冬日巧妙地掩盖了。（刘洪新 译） 译文二： 木材、小船，还有静静的 船坞。工业的废污在冬的掩映下消失的无影无踪。（黄娟 译） 译文三： 光秃秃的树木，木材，小船还有废料场，这些垃圾与污垢都被冬天的白地所掩饰。（王丽英 译） 原文中的暗喻the bare behind（光腚）所有的译者（30人）竟无一人照直翻译，而一概用了委婉语如“后院”、“废污”、“垃圾”等等。Underwear（衬衣衬裤）直译者同样寥寥。描写学派看到这样的译文，并不关心译文是否“忠实”，而是更加关心为什么译者会选择这样的译法。这儿，译者显然受到了中国作文方法的影响，比如不要将污秽的语言写到文章当中去等等。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使翻译研究换一个角度而得以不断深化。再说，离开了文化的大背景去指责译文不忠实原文等等，这种指责有时会显得过于简单化，因为严格地讲，这里的“误译”显然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于译者的语言能力。又如《红楼梦》第9回中有一段文字，一贯以忠实著称的杨氏夫妇在他们的英译本中采取了并不忠实的“净化”译法。他们的译文如下：What we do is no business of yours. 耐人寻味的是，另一位红楼梦全译本的译者David Hawkes却一反常态，采取了直译的手法。他的译文如下：“Whether we fuck assholes or not,”he said, “what fucking business is it of yours? You should be bloodygrateful we haven’t fucked your dad…”这儿要解释他们为什么在翻译同一本书的时候，译法会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是仅仅用直译意译能够说的清楚的。 描写学派还可以为繁荣翻译实践、丰富翻译手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比如，汉诗英译中韵律与内容的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翻译界。以前，大概（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如Arthur Waley那样，保留内容舍弃韵脚；一是如许渊冲那样，保留韵脚而部分舍弃内容（当然，许教授对这个说法不会接受，他会认为自己译出了原诗的“意美”）。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两者是不可兼顾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加以承认，从而大胆地只保留语音（包括韵脚）而完全放弃内容。随着描写学派的问世，竟然真的出现了所谓的语音翻译（phonetic translation），请看下例： 原诗（选自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 法语译文： Un petit d’un petit S’etonne aux Halls Un petit d’un petit Ah! Degre te fallent Indolent qui ne sort cess Indolent qui ne se mene Qu’importe un petit d’un petit Tout Gai de Reguenne. 12 这种翻译，只顾及原文的音位，而把其它的因素，包括与忠实密不可分的内容统统抛到了一边。人们之所以会想到这种被称为“语音翻译”的翻译手段，首先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根据描写学派的翻译不完整性的理论，要同时保留原文的韵脚又要完整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在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没有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翻译手段。赵元任在翻译同篇小说的另一首诗歌时，用了字位翻译法，生造出了许多汉字，去翻译原文中的许多生造出的英文单词。
13 可以说他的译法与上面的译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赵译在描写学派盛行之前，反映出赵先生的天才。初读赵译，常有“这也是翻译吗”的困惑。如今学了描写翻译学派理论同时也深深感到翻译的手段、研究翻译的天地其实要比我们
想象中的多得多也要开阔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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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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